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成绩优异，毕业后被选为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的院士，任期长达十五年。后于1934年受聘为英国研究院院士，翌年受聘为牛津讲席教授，至1941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辞职。后患脑卒中，于1943年英年早逝，只活了四十四岁，但著作已称宏富，学问涉及多领域。其《思想的历史》（The Idea of History）最为历史学界所重，书名一般译作《历史的观念》或《历史的理念》，题未洽文。此书尚未完成，柯氏身已先死，后由其友人根据遗稿编录增补而成，是一本对史学界影响很大的名著，传到中国，读者往往误解柯氏在主张“历史只是思想史”。已故清华教授何兆武曾对柯氏史学理论作了颇为全面的介绍，他传达柯氏之说为“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历史现象则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很精确地表达了柯氏的意思，但他也不精确地认为，柯氏引申之后，达到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怎么可能除了思想史以外没有别的历史呢？何氏也觉得没有理由将历史全部归结为思想史，但是柯林伍德并没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说的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举凡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都是思想的历史。

著名旅美学者余英时视章学诚（实斋）为中国的柯林伍德，虽受瞩目，但多误解。余氏认为乾嘉章氏与英哲柯林伍德所论有颇多相似之处，似是而实非，柯林伍德的主旨“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并非如余氏所谓的“将心比心，以己度人”。按，以今度古，何异强古人为己、强古为今，以为今心如是，古心亦如是，岂不荒谬？柯氏所说的心造，也不是“心心相印”，像韩愈赠孟东野所说“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或像刘得仁寄语其同志说“支颐不语相思坐，料得君心似我心”。诚如后史论者詹金斯（Keith Jenkins）所说，“同理心”（empathy）无法达成任务，因一人如何能进入另一人的内心？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有言：“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情景。”然而古今情势迥异，史料或散佚，或晦涩难解，比较容易依附自身所处时代，以今之学说推测古人的意志，难免流于穿凿附会而失真。道出将心比心之不易，类此诸说，都不是柯氏之意。柯氏所说别有旨归，所谓运作我心以重演彼心，并不是同情古人古事，而是古人古事由我心演古心，由我心知古心。如何能知古心？并非全凭主观空想，也不是各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去重演古史，中古的野蛮既不是远古的重演，近代的暴行也不是中古的重演，而是古人古事因史家的我心而重演。史家于重演之前，仍然需要先博览群籍，以文献佐证，知所取择，考信而后运古人古事于心，才能获知比较正确的历史知识。柯氏在《思想的历史》书中所说的“重演”，明言并非重申既往，而在史家当下的新语境中重演。重演一个过去的经验，或重新思考以前的一个思想。思想不仅仅是感觉，也是知识，使既往不至于消失，方能以今观古。古今虽然有隔，但不能否定两者之同，足以沟通弥合古今之间的时间距离，不全依靠残存的古物，而能够将古思因今思而复生。古人之思，可以重演于吾心，但所思古人之事，并非复制旧知，而是经由自身重演而得的新知。他的意思是，史家将往事置于胸中思之，是史家的重演，思想与所思对象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也是知识，所以史家之思是一种知识系统。史家重演古帝王之所思于心中，思考既往的经验，反思古时的经验。经验在前，反思经验在后，吾心是唯一的存在，为重演古人所必需。吾思他思，经重演而成吾思，吾思虽非原思，但古史已入我思。然则，古史乃今之表述，近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谓过去离不开当下的关切，也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涉及古今“视野的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柯氏同意伽氏所说：史家观古，离不开当下的视野。柯林伍德的重演之旨，亦在示法，其法就是要赋陈迹以新的生命。然而，所谓重演乃是理解历史的必要手段，史家自我做主，不拾人牙慧，所以历史不是古人古事的复苏，也不是原汁原味的“照本画符，重现原样”，更不是彼心如实的重现，而是史家经重演后的产品，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恢复往事，因非可奢求。柯氏承认出于人手的历史，不可能“尽而不污”（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但求“直不必尽”（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而已。

柯林伍德之说，明显与西方现代的实证史学异趣，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的新准则与方法。现代实证史学拟以科学方法观察与分类往事，柯氏以为不足，也不喜直书其事的记载，斥之为“剪刀与浆糊”的历史。史家剪贴信以为真的事实，而信之者又奉为权威，误导殊甚。柯林伍德认为实证的问题甚多，其中有缺漏、隐瞒、扭曲，甚至还有虚假的谎言。史家不能看到材料就写下来，因文献或文物未必是证据。柯氏以考古发现一块三角形的黏土为比喻，看来无关紧要，但可能是无声的言语，表达某种思想。柯林伍德要说明的是：每一行为有话可说，每一行为有思想可表。史家欲思古人之所思，便须结合事件与思想来解释史事。

柯林伍德崇尚唯心哲学，以思维为重，认为人事有异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没有思想，而人事唯思而后得之。所以柯氏坚持历史唯有从思想中得知。往事既逝，去留无踪，只留下残存的陈迹，史家重新思索已经泯灭的人事，才能获知比较可靠的历史知识。所以柯氏说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总结为“史事为史家心中之造”，也就是史家置往事于胸而后成史。若未能重演古人的经历，只能看到古人善恶的表象而已。柯林伍德认为史学家必须一再深思所要解释的思想，假如他做不到，最好收手，不必再做下去。柯林伍德指出，历史工作者长期以来只见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事”（res gestae），只对一些人事感兴趣。他说，人应在生物的基础上建立理性的自由行为，所谓自由不是出自生物本能，而为其自主理性建构，完全出自理性。所以已经发生的事，须由理性人的理性思考来处理。然则，欲知既往之事，唯有将往事一再由思想“重演”。柯林伍德指出：世间人事需要内省，有异于自然现象之需要外观。内省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解历史事件，须知事件背后的思想。因此，史学家研究历史人物，必须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概念、知识、推理、信仰以及计划等。他强调事件背后的思想，包括潜意识与非理性的思维。

章学诚的史意、史德，别出心裁，记言记事，以及思想史、政治史，皆属不同的范畴。章氏的史意是史事道德的内涵，史德是史家的心术，别出心裁是史家的创意，与柯氏重演之旨皆风马牛不相及。柯氏之意是，史事有内外之别，内在是“思想之呈现”（what is expressed）；外在是呈现思想的“事件”（event）或“行动”（action），内外乃史之一体两面，无内不能知外，不知外无从知内。外在的行事须自内在的思想解释之。余英时说，内在是思想史，外在是政治史，去柯氏原意远矣。所谓思想史、政治史，在柯林伍德看来都是外在的事件，也就是他所说的“剪贴史学”。外者必须经由内在的思想来理解，才能获知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所以应该说是思想的历史，而非思想史。余英时教授视章学诚为“中国的柯林伍德”之后，遂说章学诚是传统中国唯一的历史哲学家。严格而论，中国并无类似泰西的历史哲学，章学诚没有必要与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拉亲戚关系，与黑格尔或汤恩比的玄学式历史哲学也形同陌路。章之《文史通义》一书中有不少命题，如“六经皆史”“朱陆异同”“道器合一”“经世致用”等，并未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作任何哲学的解释，更无建构大系统的论述。后人对这些命题，虽刻意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但有名无实，也未能替章学诚建立名副其实的历史哲学，也没有必要给章学戴上历史哲学的帽子。章、柯两氏心貌两不相同，中西学理有异，余氏将之比附，必然拟于不伦。

柯林伍德重演之说，评论者不乏其人，历史哲学名家如沃尔什（W. H. Walsh）评之为狭隘的理性史观，英国汤恩比（Arnold Toynbee）评之有理性而无感性，美国明克（Louis Mink）教授评之为个人主义的知识论，牛津教授加迪纳（Patrick Gardiner）则认为重演为史家深入理解古人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也有人认为，史家不可能重演古人所思，因今古时空不同，人也不一样。史家最多只能重演古人所思的副本，但柯林伍德有说：因今古之人虽然不同，但所用的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思维、同样的内容，故而古今时空之异并不相干。然则重演并不是史家有特异功能，如X光照出古人之所思，而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说：在用同一语文的情况下，可从文字表达的意义去理解；然而，重演之旨要在今古同一思维中运作。读柯氏之书，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重演好像是将心比心的反思，但此一印象并不正确。思古人之所思，古人思想固然可以重思，但感情又如何再思？他在《历史原理与历史哲学论文集》中有补充说明，认为古人的情绪与非理性思维固然难以捉摸，但无论理性的思想还是非理性的感情，都需要证据来确定。史家重演并不是自由心证，而须慎思明辨，所以仍需文献考证，根据证据释史。柯氏强调重演只是理解历史的方法，也是史家应有的自主权，历史毕竟是史家的著作。重演既有语文作为媒介，史家可以借社会成规与传统习俗来增加对历史人物行为的理解。当历史人物的社会准则不同于史家之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史家的一些设想每基于已有的设想，如视某人为土匪，此认知是基于先前对土匪的认知，柯林伍德称之为“相对设想”（relative presupposition）。至于绝对的设想，便无预先的设想。绝对设想有复杂的意结，规范今人的行为，复杂的意结所构成的语文及其意义，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紧张的、矛盾的，当紧绷得太厉害时，整个体系便会崩溃，然后由另一体系取代，近似库恩（Thomas Kuhn）的典范转移说。所以绝对设想不是武断的惯例，而是明确的选项。史家未必能清晰而详细地说出古人行为的准则，但至少应知历史人物是否遵从准则。柯林伍德并未告知预设决定行动到何程度，他也许认为，相对的预设会给史家更好的想法，他视自我认知为人类的本能，由自我认知自己预设的形成，另以既有的预设增益自我的认知，相对的预设未必尽善，但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总而言之，柯氏对史学求真的看法仍然是乐观的，有异于后现代史家的悲观。对柯林伍德而言，研究历史不是余兴，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他说：“莫问我是否是史家，要问如何成为好的史家。”近年柯氏遗稿频出，对他理解更深，方知其学绵密丰富，所提出的问题值得严肃看待。

柯林伍德过早离世，未及见后现代主义风潮的兴起，不知其如何应对。唯其师承者克罗齐，崇尚唯心，强调历史思维的重要，要旨可归纳如下：一则曰，历史乃是“思想的历史”，不是思想史，因历史犹如过眼烟云，不复存在，不能如眼前实物之可见，只是历史思想里的烟雾，有待澄清，所以历史知识乃思想的产物，历史叙事亦即史家的心中之造；二则曰，所谓心中之造，乃史家将往事置于胸中，含英咀华而后发为文章。柯氏论及胸中之造，重演古王的经验，可以呼应宋人吕东莱所说“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若合符节，可惜吕氏仅点到为止，未多申论。明末王夫之（船山）亦有言：“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船山也能发柯氏的先声，亦惜止于论点，而未将论述展开。清人龚自珍（定庵）所作的比喻“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也能略发百年后柯氏“重演”的先声。定庵更进而强调：能入需要“实录”，仅凭“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言“必有余呓”；善出需要“高情”，否则史家又如何能代言优人之“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则史言“必有余喘”。定庵要求史家“毋呓毋喘”，就是要说得周延完备。定庵尊史尚有余义，如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并以老子为柱下史而为道家大宗为证。换言之，应由史实引出理论，而非以论带史。但是定庵论史亦点到为止，若加以申论，大可开发为一历史哲学。钱锺书诠释重演之法，最为精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于此可以确定，柯林伍德所谓“重演”，意在批判性之反思，历史乃史家的作品，加重史家在史学上的重要性。史家并不能全靠主观玄思，仍须依赖历史证据，史料仍然不可或缺。所以柯氏之重演，是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史家必须自我做主，呈现自家的主体性。他认为任何历史事件或行动都有内外两面，外在事件与内在思想乃历史知识的一体两面。柯林伍德曾批评古代史学名家塔西佗之《罗马史》仅仅以善恶来评价历史人物，正因史家未能于其内心之中重演古人的经验，所以只见古人外在所表现的善恶而已，未免偏颇，故而史家必须思罗马君臣之所思。换言之，若欲深知刘、项楚汉之争，不能仅见鸿门宴、十面埋伏、乌江自刎等外在表象，也应一究引导刘、项二人所作所为的思想，包括情境、意图与决策等错综复杂的内在心理因素，绝不能仅以普遍法则绳之。

柯林伍德说史学是科学，别有所指。科学应指自然科学，科学不必去收集已知的材料而后安排之，而是去寻找未知之事而后发现之。但史学旨在发掘既往的人事，发现问题，去找解答，可见柯氏心中的科学只是“有系统的知识”。所以，他绝未将史学与自然科学画等号，也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古人的理性言行。属于人文的史学与属于自然的科学本质有异，并非柯林伍德的创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早已言之。他说科学需要“解释”（Erklaren），而历史需要“理解”（Verstehen），取径不同。自然科学观今，历史学科观古，两者性质基本不同。然则，欲将史学科学化，遂被二十世纪美国史家赫克斯特（John H. Hexter）讥为“精致的呓语”（sophistical flimflam）。柯林伍德更进一步说，史学家不仅要发现史实，且需知道史实背后的思想，再经思想了解史实，才能知史实如何发生。史家再思古人之所思，理解古人之所思，可明一代之史，而后分析之、叙述之，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才是史家所应优为者。史家并非不求因果，只是历史因果有异于科学，史无完美之因，史家既多，而视角各自不同，所见之因，繁多而又迥异，仅可称之为“相对之因”（relativity of causes），与史实相关而非必然。所以，历史不能借自然科学方法，历史人物的内在思维无法如实物一样可以观察，历史事件随风而逝，也无从目睹，故而柯氏认为史家必须有其历史想象，根据史料，经由重演之法，获知有效的历史知识。

柯林伍德之最终目的，还是要追求比较信而可征的历史知识，仍持乐观的态度，与后现代史家以为历史真相不可求的悲观立场绝不相同。不过，柯氏以思想与想象为求真的载具，自维柯以来，凡重视精神境界的西方哲人，多认为思想与想象区别不大。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均致力于人生活动的认知，同样以当今之观点建构意义，故历史与小说皆属当今，皆由当今之想象创造人生。以此观之，就思想与想象而言，史学家与小说家在运作上并无差异。既然如此，岂不将授后现代理论家以柄？不过，柯林伍德力辩史学家与小说家并不相同，史家与小说家之任务，固然都以叙事述景为务，展示动机，以分析人性为要，操觚时意由己出，不假借他人，都属于“先验想象”（á priori imagination）的行为。“先验”概念出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认为没有任何知识可以超越经验，然而部分先验知识不由经验推论而得，故先验之见并非植根于经验，而存在于抽象的推理之中。经验之知得自感觉，乃“后验”（á posteriori）之知，而先验之知则得自“理解”（understanding）。若用之于史学，从经验获得的知识，无论耳闻或阅读皆属感官的认知，认知到史实之存在属于后验。理解史实而后成为历史知识，则有赖于思想，属于先验。例如圆明园之焚毁为经验认知的史实，而其之所以焚毁、如何焚毁则是理解后的历史知识，属于先验。故柯林伍德认为，从先验的层次而言，史家与小说家并无不同，皆具独立于经验外之理解，但是真正的区别就在经验事物的虚实，史家必须传真，而小说家可以言虚。然而史家所理解的，必须是真人实事以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必须服膺三大准则：其一，所叙之事必落实于时地；其二，必须前后一致；其三，必须涉及实证。此三大准则小说家皆不必遵循。正由于史家为史学之准则所限，故其思想里的历史世界有一无二；而小说家既无所限，想象之文学世界可以无限。质言之，历史与小说叙事虽同，但目的迥异；历史不能无中生有，史若不实便成秽史；小说言虚，反增情趣，不仅是作者之初衷，亦读者所期盼。然则历史与小说两者绝然泾渭分明，不可如后史论者将其混为一谈，足可破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史即文说。

后现代史学今不能通古之论，柯林伍德必不以为然。若谓：“每一个当今皆有其过去，每一由想象重建的过去，皆以当今之过去为目标，而当今之中，思古之想象绵绵不辍。”又尝以流水比喻历史思想的稍纵即逝：“举足涉水，所涉之水少焉即逝；再举其足，已非前水。”谓史家不能一劳永逸，须尽全力与日俱新。重建古史固然有其难度，史证、史法、史释皆与时俱变，故每一代史家皆须重写历史。柯林伍德论史，主张今可知古，昭然可见。所要说明的似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乃史家自身之创作”的史无定论，但柯氏并未落入后现代理论家之口舌，柯氏创作所根据的重演之旨，并不认同海登·怀特之说。

柯林伍德又说，所有撰述无不反映时代，诗道尤其如此，因人由其生长的世界所形塑，其人的诗感，使其心物合一，天人相应。历史乃在时空之中的行动、才性、氛围、精神，所展示者乃既往的情景，而非抽象的通则。故德国诗哲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直言：“历史根本就是诗，只留下一则似是真正发生过的故事。”诗道讲究妙悟，实为才识超迈的泉源。史家内夫（Emery E. Neff）以《诗之史》（The Poetry of History）为其书名，谓诗乃“人类精神要素最完备的象征”，乃史家致知的最佳选择。史著具有诗质，不仅仅叙事而已，尚能唤醒遥远的时代，使之重现，如劫灰之复燃，重现其神采，始足以动人心弦，不仅传真，更能传神。柯林伍德曾引麦考雷（Thomas Macaulay）之名言说“完美的史家必具丰富的想象力，足以使其叙事生动感人”，意犹未尽，更推而广之，认为历史想象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历史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史家若缺乏想象力，则其叙事必然非常寒碜。

柯林伍德的《思想的历史》与卡尔的《何谓历史》（What is History）中文翻译本约略同时出版。柯书要求史家能赋既往的陈迹以新生命，如钱锺书所言，“必以今心裁择”，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性。卡尔与柯林伍德一样，都要将史学的重心从史料移到史家，不取绝对的客观论，似乎为相对主义以及后现代史学铺了路，但柯、卡两位所要强调的仍是通过“证据”与“客观”，以便重建既往的真相。换言之，两人都将重建往事的重责大任赋予史家，而后现代理论则否定史家有担此重任的能力与可能性，认为根据原料演成的证据，并不能直接通往既往，只是用文字建构既往，若想单凭客观重建既往，将是妄想。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为人类认识自己而提供知识，之所以重要，端因人类有此需要，不仅要知道特殊的个人，也要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然而认识自己，先要知道何以为人，要知道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自知而后能知力之所及。若不试之，不知力道的轻重，必须试而后知能耐的强弱。然而，历史的价值无非记录人事，读史所以知人。

柯林伍德以历史哲学闻名于世，因其兴趣至广，多有跨领域的成就。他的美学研究追随克罗齐，认为艺术主要表达感情，艺术家的社会角色要能清楚表达自治小区的感情。他的政治哲学要维护欧陆的自由主义，各自治小区能自由表达政治意见，尽量减少异见。他在考古学上受到父亲的熏陶，也有所建树。他在牛津大学教哲学时，曾趁长假去做考古工作，研究罗马帝国在英国边疆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并多次参与发掘，发现此一古城墙并不是作战平台，而是哨兵走廊。他于1937年最后一次从事发掘，有关亚瑟王的“圆桌”（Round Table），传说王以圆桌使其武士座位无分高下，以示平等。柯林伍德的考古，对象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他虽未对新石器时代的活动有任何肯定的结论，但毕竟发现两根石柱的底座、近似火葬的沟槽，以及若干柱孔遗物。随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无法继续考古。他对英国考古学最大的贡献是坚持他的“问答考古学”（Question and Answer archaeology），也就是说：除非有需解答的问题，不必去考古发掘。他无疑是研治罗马帝国时代英吉利的权威学者之一，更鲜为人知的是，柯林伍德还是很好的散文作家。他曾出版一本游记，记载他与几位学生在地中海帆船航行的乐事。世人多惜其不能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