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11月，在郭松龄反戈张作霖的战役中，林长民不幸遇难。林长民去世后不久，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撰《伤双栝老人》一文纪念，发表了林长民的书信《一封情书》并作按语。在文章中，徐志摩自称“忘年小友”，他的悼念文不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来写，而是着眼于伦常亲情，感情浓烈，直抒胸臆，充满悲惋的情绪，从中可见他与林长民不一般的友谊。

林徽因很少谈到父亲和徐志摩的友情，在纪念志摩的文章里，她亦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林徽因很明白地承认，她的父亲和徐志摩是知己，然而一笔带过，没有展开。

正如徐志摩在《伤双栝老人》中所写，“早年在国外初识面”，他和林长民初识于英国，时间大约是1921年1月。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徐志摩回忆了他结识狄更生的经过，其实也是与林长民订交的过程。初见是在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上，再次相见是在伦敦林长民的寓所。林长民有几封致徐志摩的信，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中，其中有一封短函，即邀请徐志摩来寓聚会。

林长民与徐志摩相识之后，一定有相见恨晚之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的人生有很多的交集，且说三点。其一，梁启超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林长民与梁启超亦师亦友，林长民留学日本时结识梁任公，1912年梁任公回国后，林长民追随其左右。徐志摩在1918年夏拜梁任公为师，当时林长民随团访问日本，不在国内，错失结交之机缘。在陈学勇、于葵编注的《林长民集》一书的插图中，尚存林长民自日本箱根寄林徽因的明信片，可以参证之。其二，梁启超是民初研究系的领袖，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其中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林长民、汪大燮、蹇季常等众多精英人物。蒋百里是徐志摩的亲戚长辈，徐在京读书时，曾寄宿在蒋家。张君劢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胞兄，这些关系都为林长民和徐志摩的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三，他们二人都曾在杭州、海宁学习生活，只是时间有先后。海宁是徐志摩的故乡，林父林孝恂曾做海宁知县，林长民亦曾随父学习起居。相同的生活环境为他们的交往增添了天然的纽带，书法家张宗祥是徐志摩的乡里长辈，亦是林长民的朋友。他在《论书绝句》中曾提到他十七岁时与林长民相识于海宁州署，即如今的盐官，据张宗祥生年推知当是1899年相识。

尽管林长民与徐志摩的交往非常密切，徐在留学归国之后起居的松坡图书馆（石虎胡同七号）与林宅并不远（林宅即雪池胡同双栝庐），很可能在1923年、1924年经常造访林府，但在现存史料中很难找到时人对二人交往的记录，只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北京的报纸曾经报道他们演出《齐德拉》的盛况，留下些许文字。比如1924年5月10日《晨报》第六版曾有一段文字：“林宗孟君须发半白，还有登台演剧的兴趣和勇气，真算难得。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第五幕爱神与春神谐谈，林、徐的滑稽神态，有独到处。”

虽然鲜有朋友谈到他们的忘年交，但从二人的书信、诗文中，或可管窥林、徐交游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