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以来，在一些地方知识分子以及外来者的眼中，中国社会街头之种种奇观，俨然成了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于1874年在江西省九江市拍摄的照片“Street Groups，Kiu-Kiang”，展现的正是晚清九江街头一隅。汤姆逊貌似对街头代写书信摊的情况还有更多的了解，他的记述如下：“木桌后戴着眼镜的男子是一位代笔人，正在帮一位愁苦的女子写信。代笔之外，他是一名眼科医师，自称具有特殊技能，能治愈人眼的七十一种疾病。桌上一长串摊开的疾病清单，都是他所宣称的可治之疾。同时，他还会测字课命，让人们相信能由此一窥未知之事。而他所使用的这些桌椅、器具都十分便携，收摊时，夹在腋下随身带走便是。”

代写书信，就是街头文化单元构成部分之一。“十字街头新事业，三家村里老先生。八约书上千约泪尽，写尽人间苦痛声”，说的正是代写书信，这是城市街头中一项极具文化特色的生意。

由于代写书信本就是小本生意，并且，一般民众对于书信写作的需求并不是不间断的或是有规律的。因此，代笔人若是仅仅想以代写书信谋生，可谓相当艰难。在这般情形下，自然其他各种有关文字的业务，也被他们通通包揽了下来，如“查流年八字，查小说花幕，算命择日”，“代写借钱借物的借据，男女嫁娶的订婚书，代写分家立业、房屋买卖的契约，以及邻里纠纷诉讼文书”，“代写打官司的诉状、情书、总结”，以及“写春联、诉状、店名题字等”。就算如此，他们的收入水平仍然无法让他们不愁衣食。一年到头，只有节日期间，代笔人业务才进入繁忙时段，尤其是在春节前后，他们总想趁此时机多赚些钞票。

代写书信的先生一般是以失业的读书人为多，他们粗通文字，程度稍好些的曾念过私塾，或当过私塾先生，且对文牍事务怀有相当的兴趣。尽管他们年纪大多已过半百，可身上的文人特征依旧非常明显，热衷于穿一件褪色的长衫，以示腹有经纶，体现出与其他摊贩等无知之辈存在偌大区别。他们常年出现在街头人流密集的地带，有在集市口的，庙门前的，码头、车站处的，还有在邮局门外的，个人形象和摊位样式都颇具特色。随身携带的木桌，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台，有的人还会在“身前放着一张圆凳……圆凳旁的左边有一张小竹凳，右边有一张长矮木凳，是留给顾客坐的”，在摊位一旁通常会立起一个“代写”或“代写书信”的牌子，黑白字格，较为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