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后，我在整理旧书时找出不少学生时代的藏书，其中就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购读的《家庭日用大全》《花镜》《少年科技制作》等书。

1980年暑假，母亲参加在厦大举行的高考监考兼评卷工作，得了一笔名为“防暑降温补贴”的奖金，给了我五元钱买暑假课外书，我迫不及待到书店将惦记很久的《家庭日用大全》《花镜》等书买下。顺便提及，《家庭日用大全》标价一点四元，这在大学讲师月薪才七八十元的当时并非小数目。此书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城市生活日用指南，举凡日用品保养、洗涤保管衣服、裁剪、刺绣、编织毛衣、烹饪菜肴、打造家具、盆栽养鱼、病伤防治、美容养生至家庭琐事处理等，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此书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从出版印数可见一斑：1980年4月初版后，紧接着在7月就重印，印数一下就上了五十二万册，到当年9月就进行了第八次重印，印数达到八十五万册之多，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当之无愧的超级畅销书。遥想当年，国家拨乱反正、百废俱兴，这类书的热销似乎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2023年，我走访福建南平的“建本文化展览馆”，接触到大量明代建阳民间刻印的日用类图书，恍然想起家里尘封的《家庭日用大全》，找出翻读之下，感受到一种古老知识体系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的历史传承。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读物：日用类书之源流

日用类书是类书的一种。所谓类书，是对群书中的各种知识和各种资料进行分类汇编，以便翻阅检索与使用。类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即所谓“包罗万有”；二是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也就是“随类相从”。这两个特点很像近代西方兴起的百科全书。

我国早期的类书主要有三种：帝王御览、文人獭祭辞藻和士子应举指南。虽然“类书”一词直到欧阳修编撰《新唐书·艺文志》中才出现，但其起源却远早于此。曹魏时期曹丕敕撰的《皇览》是类书之祖。南北朝时期有《华林遍略》《科录》等多种类书问世。隋唐之际，官修类书风气颇为浓厚，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等，主要供文人词臣写作诗文参考。垂至两宋，随着文治时代的到来和图书刻印技术的发达，类书撰写和出版形成潮流。宋代官方修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类书规模宏富，囊括万有，文人士子无不受其泽惠。在官修类书的影响启迪之下，民间私撰类书之风兴起，出现了如《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古今源流至论》《玉海》等面向科举士子的类书。

南宋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农业生产达到历史高峰，带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同时，南宋政府大力兴学，文化教育相对普及，识字人口远超前代。各种社会需求互相激荡，广大民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费需求。于是，一种新型的类书在民间悄然出现并渐成潮流，这就是后世学者通称的日用类书。其中所载的内容不再是传统类书所包含的诗文典故、官场指南或科举应试攻略，更多的是涉及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诸如居家日用、游艺消闲、通俗文艺等，以满足世俗百姓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其代表作品有南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温革的《分门琐碎录》等。与以往那些面向皇室、官府或士大夫阶层的类书不同，这类日用类书开始关注城乡居民的需要，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识技术分门别类，汇编刊载，以便查询使用。到了元代，日用类书朝日常化、实用化趋势更为明显。元代中期出现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载内容涉及家居日用、官场应酬、市井营生、休闲娱乐和书房清玩之类，囊括民间居家日用所需的各种知识技术，如农桑、医药、饮食、穿戴、路途、气象、历法、赋税、刑律、算术、尺牍、风水、诉讼、劝善、礼法等。或采自典籍，或来自民俗俚语，或出于经验心得等。

从读者对象来看，宋元时代的日用类书基本上还以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主，如陈元靓的《事林广记》载有大量有关文房、词章、文籍的内容；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文房”“为学”“仕官”“为吏指南”，则明确了是以科举士子、世家子弟或各级政府衙门的官吏为主要读者对象，虽有涉及耕织、工商之类的日用内容，但比例很小。上述读者受众群体的狭窄，导致这类书籍的传播范围很小，仅限于在上层社会流传。到了明代中期，类书的读者面向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日用类书热：明代知识通俗化背后的思想哲学

明代是我国古代类书出版的黄金时代，而民间日用类书则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内容上看，明代日用类书可谓包罗万象。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出版研究》一书统计，目前在各类书目文献中能看到的明代日用类书，仅在万历年间以后出版的就超过两百种，如果加上那些散佚或没有被记录的，数量更为庞大，完整存留至今的亦有不少。2004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由酒井忠夫监修的《中国日用类书集成》十四卷，收入晚明出版的日用类书六种，其中大部分是明代建阳坊间的刻本。2011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十六卷，收录明代各种书坊刊刻的日用类书四十四种，是目前明代日用类书集刊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