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二那一年，在春夏之交的时节，埋头埋脑做作业和应付考试之际，没有谈恋爱，却写了一篇关于爱情小说的评论，题为《看〈星星·月亮·太阳〉》，在《盘古》杂志发表，洋洋六千五百字。作者徐速把一男三女的爱情写得“崇高无邪”，我幻觉自己是个文学批评家，东征西引一些文学作品做比较，对小说的内容和技巧加以评论，褒贬都有。徐速先生器量大，把拙作转载于其主编的《当代文艺》。应付考试期间，为什么还费时费力写这篇长文章，用纸上谈兵的恋爱观来看《星星·月亮·太阳》，堂皇的理由是：“当时我有感于香港的文学，是好是坏，都甚少得到注意和评论，于是毅然写作本文。”

1969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76年回港，在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经常参与本港的文学文化活动，而关注本土是当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理念。几年后，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一大议题：香港的过去有什么文化表现，未来的岁月又会如何？内地的学者对香港也十分关心，十分有兴趣研究：这个即将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生长出落得什么样子，“香港学”由此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发表为数可观的文章，对香港文学的本质和现象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从而有1985年春夏之间《香港文学初探》（以下简称《初探》）的出版。

《初探》是首部论述香港文学的专著，引起港内港外很多人注目，好评甚多，也有表示不满的。1987年，北京的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内地版，内容与港版全同；1988年，港版第二次印刷。论者对我主张的“多论作品，少贴标签”，对我的“正视通俗文学的态度”，对我将香港作家分为四大类别，对我通过本书“彻底否定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对我“灵活”“精彩”的、宏观微观兼备的析评手法，予以肯定和鼓励。2005年，内地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香港文学的王剑丛教授这样回忆：“1986年我托友人从香港买了黄维樑博士的《香港文学初探》，翻开来一看，我如获至宝”，此书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香港文学的基本状貌”，“对一个开始香港文学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它就像一幅指路图，也是一本入门书，我是放在身边随时翻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