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技术革命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当下，数据作为“21世纪的石油”和数字时代的关键“新质生产要素”，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战略资源。然而，数据跨境流动的加速与数据主权的强化、技术红利共享的需求与数字鸿沟的扩大以及安全风险的泛化与治理机制的碎片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数据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国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逻辑的全球数据治理方案，为破解全球数字治理困境提供了兼具时代性与实践性的中国智慧。

全球数据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深层矛盾

全球数据治理存在非常严酷的现实困境，反映出复杂矛盾交织下的治理乱象与赤字，具体表现为数据主权与全球互联的结构性冲突、发展鸿沟与技术垄断下的“南北失衡”隐忧、安全概念泛化与信任缺失引发的治理碎片化等问题。

数据主权与全球互联的结构性冲突——

数字技术的无界性，带来了数据跨越国境实时流动。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175泽字节（ZB），其中跨境流动占比超40%。但世界各国基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的考量，普遍强化数据本地化存储与跨境流动限制，如欧盟2018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美国2018年推出的《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简称 CLOUD Act，即《云法案》）、印度2023年通过的《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The 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2023）、巴西2020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法》（Lei Geral de Proteção de Dados）等，均设置了差异化的数据出境门槛。

这种“数据孤岛化”趋势，导致了全球数字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剧。跨国企业需为满足不同司法辖区要求，构建多套合规体系；有的中小企业因合规成本过高，被迫退出国际市场。这些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阻碍全球数字资源的优化配置，抑制全球互联的发展进程。

发展鸿沟与技术垄断下的数字“南北失衡”隐忧——

发达国家凭借技术积累与规则制定优势，掌控全球数据价值链高端环节。全球70%以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美欧，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80%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处于“数据提供者—价值收割者”的不对等地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海量用户行为数据被跨国平台无偿采集并用于商业变现甚至政治干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本土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数据存储、处理能力不足，难以将数据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国家以“安全威胁”为名实施技术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全球数字发展的“南北失衡”。

安全概念泛化与信任缺失引发的治理碎片化——

个别国家将数据问题政治化，将“国家安全”概念无限扩大，如以“数据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为由，禁止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本国市场，从而导致全球数据治理规则陷入“阵营化”分裂。美国主导的“数据自由流动+长臂管辖”模式强调市场主导与单边控制，欧盟奉行的“隐私绝对优先+严格规制”模式侧重个体权利保护，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呼吁在发展权与安全权之间寻求平衡。在区域合作方面，欧美通过《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Trans-Atlantic Data Privacy Framework）构建数据贸易联盟，而金砖国家则推进《数据安全合作倡议》（Data Security Cooperation Initiative），强调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参与‌。

这种“规则冲突”不仅增加了跨国企业的合规成本，更削弱了全球数字合作的互信基础，使得多边机制难以有效应对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非传统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