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了较强韧性，经济总体表现良好，年度设定的主要经济社会目标基本完成，为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产业发展看，“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升级步履不停、脚步不止的同时也展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必然顺势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及时总结“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主要约束及其突出表现，从产业更新、迭代和升维视角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对推动“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巨轮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时期产业转型

升级所面临的主要约束

产业发展依赖高质量劳动力、资本和创新三大要素。“十四五”时期三大要素变化在延续过去特征的同时，部分突变特征值得警示、蕴藏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日渐箍紧的约束不断凸显。

劳动力规模持续减少，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产业发展需要劳动力要素投入。“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变化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人口总规模出现负增长，带动劳动力总量继续下探和劳动力结构日渐老化。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年人口减少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负增长使得人口总量缩减导致劳动力要素供给持续下降，按照联合国人口展望预测，我国劳动力占比（15—64岁人口占比）将从2020年70.3%下降至2050年59.8%。除了劳动力总量减少外，劳动力年龄结构也在不断老化，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21.9岁上升至2020年38.4岁，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已经逼近于主要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不过，随着“两基”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各级各类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人口素质稳步提高，劳动力素质结构更加优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5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人。

投资强度增长疲软，投资方向确定更加困难。“十四五”时期中国资本变化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投资增长疲软，背后反映的是产业大规模资本积累速度变缓和挖掘新投资方向趋难。产业投资增速下降既受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动能”干扰，更受结构转型“势能”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工业化逐步完成，资本积累速度下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日韩等国经验也表明工业化时期的投资高增长、资本高积累趋势必然会随着产业结构转型而不断调整；第二，资本回报率不断降低，也对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形成掣肘。一些研究显示，中国资本回报率在不同的测算情形下与美日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已经相差不大，昭示着单纯增加物质资本要素投入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创造债务包袱和过剩产能，经营主体投资意愿也必然下降。因此，“十四五”时期投资强度下降固然与短期国内外环境变化冲击有关，但内在因素还是源于经济结构转型等长期变量，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结构爬坡过坎等因素决定投资意愿（谁来投）、投资方向（投什么）和投资强度（投多少）。“十五五”时期如何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是提升有效供给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研发强度逐年增长，原始性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十四五”时期创新支出规模和强度都在逐年提升，但创新产出多集中于试验开发与二次应用方面，导致差异性和颠覆性创新迸发概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