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缓刑书》是西汉廷尉史路温舒呈给汉宣帝的奏书。书中痛斥了当时惯于刑讯逼供、长于深文周纳且断案欲致人死的治狱之吏（即司法官吏），揭露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汉廷“上下相驱，以刻为明”的畸形司法体制，并直陈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与民众苦难，力谏初登帝位的宣帝应当把握时机，涤除苛法，推行德政，广开言路，宽缓刑罚，与民更始。

我们知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奏书作为呈递君主的政论性文书，更是承载着匡时济世的重要使命。而一篇能发挥实际价值的奏书，其成败关键不仅在于内容是否切中时弊、情理兼备，更在于进奏者能否洞察君心，并准确把握进奏时机—而这些“文外工夫”，往往会影响奏书的行文策略与表述方式—因此，在解读《尚德缓刑书》之前，我们需先厘清两个问题：温舒为何决心上书？他又是如何选择进奏时机，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

律法繁苛 狱政酷烈

温舒上书直指司法积弊，首先在于汉武帝晚年至霍光辅政期间，整个社会律法繁苛、狱政酷烈，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自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以来，汉律不断增修，法网日益严密。至武帝晚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甚至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程度，最终导致地方律令适用混乱，同罪异判现象频发，奸吏趁机上下其手，“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议者咸冤伤之”—奏书主张“涤烦文、除民疾”，批评狱吏“锻练而周内”等，正是为此而发。

后元二年（前87）春，汉武帝病笃，临终前任命霍光、金日（mì）磾（dī）、上官桀及桑弘羊为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八岁幼子刘弗陵登基称帝，是为汉昭帝。当其时，主少国疑，大臣争权，而顾命大臣之中，以霍光为尊，故朝堂之上，“政事壹决于光”（《汉书·霍光传》）；而朝堂之下，却暗流涌动，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及桑弘羊暗中勾结昭帝兄长燕王刘旦、异母姊鄂邑长公主及其情人丁外人，密谋发动政变，企图刺杀霍光、废黜昭帝、迎立燕王。阴谋败露后，霍光果断出手，“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而“燕王、盖主皆自杀”。

平息叛乱后，霍光“威震海内”（《汉书·霍光传》），权倾朝野。为稳固统治、震慑群臣，他于是“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上行下效之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汉书·黄霸传》）。如此一来，武帝晚年的苛暴之风非但没能扭转，百姓反而继续深陷在酷吏苛法的苦毒之中。

当时的一起“侯史吴案”便是典型例证。当初燕王等人叛乱时，桑弘羊之子桑迁逃亡，曾宿于父亲旧部侯史吴（颜师古注：姓侯史，名吴）家中。桑迁被捕处死后，恰逢大赦，侯史吴出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会审认为，侯史吴仅是留宿受到牵连的桑迁，并非藏匿叛者，即以赦令免除侯史吴之罪。

然而，侍御史为迎合严苛之风，称桑迁知父谋反却不劝阻，与反者无异，故侯史吴不得赦免，并弹劾王平、徐仁放纵反者。因徐仁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故丞相多次为此案辩解，又召集一众高官、博士商议。可与会者均知霍光意欲株连，均称侯史吴违法。霍光便以擅自集会为由，将王平、徐仁下狱。

群臣担忧丞相会受到牵连。霍光老部下杜延年挺身谏诤，认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此举“恐于法深”，并指出近来“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百姓苦于朝廷治狱严苛、狱吏断案刻深，若再牵连丞相，恐失民心，损及霍光声誉。霍光闻言，虽未牵连丞相，却仍将王平、徐仁处以弃市之刑（见《汉书·杜延年传》）。侯史吴本可依法赦免，却因“俗吏以严苛为能”再入牢狱；王平、徐仁位列九卿，依律断狱却因不中上意而惨遭死刑。高官公卿尚且受苛法荼毒，更何况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呢？！霍光辅政时期持刑罚严，乃至“上下相驱，以刻为明”，而狱吏“专为刻深，残贼而亡极”，司法生态“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由此可见一斑。

贯通儒法之学 拔举狱吏之间

温舒之所以上书言事，还在于他兼具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与深厚的儒家思想素养。

路温舒，字长（zhǎng）君，钜鹿东里（今河北广宗）人、他出身贫寒，父亲仅为东里看门人，自幼便使其牧羊。牧羊时，温舒采集泽中蒲草，裁成简牒，编缀习字，留下“截蒲写书”的千古美谈。

习字稍有长进后，温舒便“求为狱小吏”，进入基层司法领域，并因工作之便学习律令。凭借不懈努力，他很快脱颖而出，得以“转为狱史”，甚至“县中疑事皆问焉”。太守巡视各县，“见而异之”，遂命其代行决曹史（郡级司法官副手）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