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山即今日颐和园万寿山的前身，相传有老人凿石得瓮而得名。清前期，瓮山脚下曾有一内务府上驷院管辖的马厩，太监获罪后，会被罚至该马厩铡草喂马，这种处罚，史称“瓮山铡草”。

清沿明制，顺治朝设御马监，后称阿敦衙门。康熙十六年，复改称上驷院，设监管事务大臣。上驷院是清代内务府所属的三院之一，专门掌管宫廷用马。辖下有京城十八马厩，其中紫禁城内三厩，东安门五厩，西安门三厩，南苑六厩，瓮山一厩。十八厩分别设厩长、厩副、厩丁、管领下披甲人、草夫等员役。康熙时瓮山马厩养驽马二百四十匹，有草夫二十四人。乾隆十五年，因扩建瓮山泊，“芟苇茭之丛杂，浚沙泥之隘塞，汇西湖之水，都为一区……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故“移瓮山马厩于安河”。而原设于马厩内的太监监狱，则迁至南苑的吴甸，改称“吴甸铡草”。

这种以做苦力惩罚太监的形式，始于何时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十八年奏准，内监有罪，由上驷院拘禁。康熙三十年奉旨，有罪拘禁内监，着发往新设瓮山马厩铡草。”可知，瓮山监狱始建于康熙三十年，因瓮山马厩归上驷院管辖，故“内监有罪，由上驷院拘禁”。目前，史料中所见最早记录犯事太监于瓮山铡草事例，是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内务府总管奏准，令太监刘二”至瓮山铡草。其后的康熙朝犯事太监，有的发瓮山铡草，如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内务府议奏“请将乱用节省银之总管等议罪折”，朱批：“鞭百，给瓮山铡草处。”但还有很多太监并不被发遣到瓮山铡草，而是仅以枷号鞭责了事。如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启祥宫太监邢金钟偷窃银碟被抓，结果“枷号三月、鞭一百”。同年十一月，太监于腾云和王金功假传圣旨、勒索太医院大夫，又被“枷号三月、鞭一百”。康熙五十六年五月，钦安殿乐班太监崔子路逃走被抓回，也是“枷号三月、鞭一百”。这些犯事太监均未被发遣到瓮山，而被发遣到瓮山铡草的太监也未规定监禁年限，这说明康熙朝尚未形成完整的太监囚禁制度。

雍正年间，“瓮山铡草”的监管进一步完善。雍正五年，上谕：“发往瓮山铡草人犯，皆极恶之徒。该管人员不行严加管束，怠忽从事，以致犯罪内监近有脱逃者，不可无专管稽察之人。嗣后，着内务府总管稽察。如果有遵法（太监）改过自新者，即着宽免。怙终不悛者，再加惩治。若厩长、厩副等仍然怠忽，不严行管束者，亦加惩治。”同时，鉴于太监大都无家室，常借外出吃饭之机逃脱不归。内务府又奏准：“瓮山拘禁内监等，亦照慎刑司监犯之例，由上驷院日给官饭。”雍正六年，再奏准：“瓮山铡草内监等，每年春季，各给粗蓝布袷袄一件、单裤一条；冬季，各给粗蓝布棉袄一件、棉裤一条、棉袜一双。三年一次，冬给老羊皮袍一件，均呈堂移咨广储司支领。”但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一朝，三山五园地区除瓮山监禁太监之外，在挂甲屯和六郎庄等地，也有关押太监的监狱。

乾隆继位以后，一方面规定宫廷所用太监的总数为三千三百名，并形成定期的查核制度；另一方面则对“瓮山铡草”的太监监狱进行整顿。首先，是建立不定期奏报制度，如乾隆元年七月，顾命大臣讷亲奏报，瓮山囚禁太监牛大等所犯之罪及姓名折。其次，是根据犯事太监罪责的轻重，分别有瓮山铡草一年、瓮山铡草二年，或发往瓮山永远铡草，以及一般铡草和带锁铡草等不同的惩罚力度。其三，是铡草太监关押到期后，“该厩长于将满之前呈报，该司仍照旧例奏请释放。如缘罪发往铡草，不定以年限者，每年查明数目呈司，于岁终声明情罪奏闻”。

另外，鉴于不甘受虐而出逃的太监日渐增多，清廷又规定了拿获出逃太监的严惩条例。如“乾隆八年奏准，将拿获逃走二次之内监，定为鞭一百，发往瓮山永远铡草”。乾隆十年，复议奏：“内监初次逃走被获，仍照例发往瓮山铡草。一年期满，内廷行走者，交畅春园当差，不许出门。掌仪司、营造司所属者，交该司当差。其二次逃走被获者，改为发瓮山带锁铡草。三年后，均交掌仪司严加管束，充当苦差。其三次逃走被获者，比照刑部督捕则例，三次逃走发宁古塔、黑龙江之例，发往打牲乌拉充当苦差。”同时，因瓮山监狱“地敞墙低，惟厩长、厩副二三人，稽察难周，不免疏纵”，又谕命：“将内监等现在居住房屋墙垣，交与该处酌量修整，务令住宿一处。”并“增委内务府领催一名，马甲五名，严加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