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知识主义的冲动”，试图对现有的知识、思想进行归纳整合、类聚群分，使之井然有序，易于寻检。于是，兼具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类书应运而生。抄自群籍、以类编次、不主一家之言，是其主要特征。除了力求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类书，理论上，任何一个能想到的门类，应该都可以编出至少一部专科性类书。而北宋时期的类书，无论“大综合”抑或“小专科”，均有承前启后的突破性发展。以下拟从动机、机遇、流变等方面略作阐述。

官家的心思

为什么北宋前期朝廷热衷于修撰包括多部类书的大型文化典籍？有一种曾经颇为盛行的观点认为，参与编撰的多是降臣，如李昉、扈蒙，曾先后出仕北汉、后周，汤悦、吴淑，系南唐旧臣。让他们将精力长年消耗于故纸堆中，可以有效防止“再生异心”。

不过在武人出身的太祖、太宗心目中，对新生政权构成重大威胁的，可以是必须“杯酒释兵权”的开国将领们，也可以是地方豪强长期割据造成的人心涣散，连北方的辽国都未必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心腹之患，何况是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当然，借繁荣文化之名，宣扬君权天授，倡导偃武修文甚至崇文抑武的社会风气，并以对待降臣的优容态度昭示于众，对收拢民心、巩固江山社稷而言，都会产生一定效果。

自魏晋以降，由官方组织人手编撰史籍、类书、文学总集等，基本是历朝遵循的惯例。即便在南北朝时期，兵戈不息，各朝年祚普遍偏短，也有多部奉敕官修的类书问世。那些所谓文学侍从之臣，政权的更替几乎不会影响他们的宦途和修书大业的延续，如书法家虞世南曾在隋参修《长洲玉镜》，入唐后又预修《群书治要》。北宋初期的一众文士降臣，也当作如是观。面对几乎同时推进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神医普救方》《太祖实录》等一项项工期紧、任务重的文化典籍，唯有尽量任用能够迅速上手的“熟练工”，才有希望如期完成。而且参与人员中也不乏非降臣身份的新朝重臣。

太宗在位十六年，煞费苦心颁布使用的五个年号：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无一例外，都有太平盛世无为而治的含义，自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太平气象，“盛世修典”自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点。

那么官修类书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吗？类书的资料汇编性质，决定了它不大可能如《资治通鉴》一般，表现出鲜明的主题和思想倾向，直接反映编纂者的主观立场。而且用一部九百四十余万字，原名《历代君臣事迹》的《册府元龟》，作为“从政指南”，似乎已经绰绰有余了。

太祖、太宗的史传中都特意强调“好读书”。《太平御览》修成奏进后，太宗自称坚持每日读三卷，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全部一千卷。这部巨帙中不乏山川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或许多少有助于施政，但另有许多饮食方术、鸟兽草木之类的“异科杂学”，难道也是帝王的必备修养吗？更有甚者，同一拨人还奉旨编出了一部包含约7000篇专讲“怪力乱神”的文言小说集《太平广记》，这又与治国安邦之道何补呢？所以也难怪大臣们公然唱反调，觉得传播这种纯供消遣性质的读物有失体统，“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明明已经刊刻，却被藏于深宫，长期不得流传。

类书的一项主要功能，本就是充当舞文弄墨所需的知识辞藻储备资料库。而戎马一生的太宗，其实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堪称“文艺发烧友”，琴棋书画几乎都撰有专著，对诗词、书法尤其倾心。这与符合正统儒家理想、“思不出其位”的帝王形象颇有出入，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下诏编撰类书，并非纯粹出于政治目的，逢场作戏，附庸风雅，而是“心有所好乐”。此外，长期实施对佛教、道教宽容乃至尊崇的文化政策，也促进了宗教类书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