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人间数十载后，暮年的蔡澜渐渐身影孤单。

一

2023年，蔡澜太太在家跌倒后离世，心急救人的蔡澜也跌至重伤。

出院后，他卖掉旧屋，散尽收藏，古董家具尽数送人，只带了存了十几年的茶饼，搬入维港边的酒店中。酒店窗外，海天浮光。他案头有闲章，倪匡初识时送他的，上面刻着：少年子弟江湖老。

他在新加坡长大，父母为避战乱从汕头下南洋，全家住在“大世界”游乐场内，推窗就是喧闹红尘。

少年的蔡澜，身材高瘦，叛逆前卫，他转学多个学校，自嘲为“流学生”，母亲说他如野马，“没有一间学校关得住他”。

他父亲是郁达夫好友，爱在报上写诗，蔡澜看后用笔名发评论文章，“这是什么屁诗”。父亲大怒，又不知是谁。

他14岁起就在报上发表杂谈，尤擅影评。相对于学业，电影对他吸引力更大。

搬离游乐场后，他父亲受聘邵氏，担任影院经理，全家搬至南天戏院三楼，出门就能看到银幕。

蔡澜从小看着电影长大，同学说出剧情，他就能讲出片名，外号“电影字典”。

中学时，周末他常辗转6家影院，看全6部电影，为赶场不吃午餐和晚餐，只用水和零食充饥。电影凌晨散场，他和伙伴游荡城市，在公园木椅上聊天，海风微凉，直至天明。他说，那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有电影，有唱片，有少年玩伴。

他们结伴穿行街市，探秘小巷，吃潮州粥或蒸鱼，有时会在河边树下，用一角钱买一支香，听老人讲故事。

他念念不忘一个炎热的午后，他倚着玩伴睡着，远处隐约有歌声，叫《当我们年轻的一天》。

18岁，他高中毕业，想去巴黎学画。母亲担心他去“浪漫之都”不好好学，建议他去日本学电影编导。

在日本，他常宴请朋友，然后吃方便面度日，母亲来信，教他用虾米冬菇调汤。后来，邵氏驻日经理退休，蔡澜半工半读，负责帮邵氏采购日本电影版权。

22岁，蔡澜抵达香港，担任邵氏公司制作经理，此后推出《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等经典电影，渐成金牌监制。

1993年，香港九龙城寨拆迁，蔡澜申请20部摄影机入场拍摄，那些镜头最后用在成龙的《重案组》中，蔡澜说：“没有后期，没有特效，而且也不能再来一次，这很像人生。”

他拍尽了香港灯火笙歌，却渐觉无趣。他曾问邵逸夫：我们拍40部电影，39部都赚钱，能不能拍一部不赚钱的呢？邵逸夫笑着反问：第40部也赚钱不是更好吗？

1998年，他的老搭档——制片人何冠昌病逝。57岁的蔡澜恍然回首，如大梦初觉。

别人把电影当名利场，而他只想把电影当玩具。原来他只是爱看而已，制作电影不是他的人生。

从此，他抽身而去，告别影坛。

二

60年代，为买版权，蔡澜与金庸相识，在餐厅相聚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