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母亲的“我”带着儿子到柳城生活，与一位开电瓶车的三姐成了朋友。一天临别时，三姐递给“我”一颗巧克力糖，由此我们成为朋友。小说以中年人的视角写出“我”与子女一代人的不同命运。巧克力糖的味道令人回味。

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母亲常常笑着说：父母的恩情，儿女是还不完的呢，等你们有了儿女啊，就要去顾自己的下一代啦。活到今天，才渐渐懂了母亲的话。有时我会想，我哪里是儿子的母亲啊，分明只是他的一个影子，世界因他存在，生活因他明暗。如今，身体和影子分开了，就像冰与水的分离，时间成了流动的刀。

来这座城市八年了，儿子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过来的。离家前一晚，现在还记得：李爸戴着老花镜翻看历书，反复确定第二天利于不利于出行；李成祥在院坝里刷洗萝卜，一会儿装进蛇皮口袋。这次出行对全家人来说，像是一次出征。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来为进城生活做准备。

以往每次坐大巴，我都必晕无疑，甚至看到车就想吐。但第一次到柳城，我竟然没晕。不仅没晕，还很精神。一路上，窗外飞驰而过的车流树影，车里旅客的说话口音，都新奇得很。到达柳城是儿子李文接的我。他是个帅小伙，身形板正，说话做事不急不躁，走到哪儿都受欢迎。好多年没好好看过儿子了，没办法，他在一个城市读书，我和李成祥在另一个城市打工，相聚时间很少。过年虽能团聚，但招亲待客——一大摊子事等着我，也少有空闲仔细瞧瞧他。下了车，我有些内急，儿子扛起蛇皮口袋就领我去厕所。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扛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引来无数怪异的眼光。走到拐角，儿子指了指。我快步进去，又立马弹出，随着飞起儿子的惊叫。回头看，他在笑，还不停地用手指着左边。我走错了方向。

来柳城的最初两年形影相依，我享够了做母亲的福。每天下午，我会做好晚饭等儿子回家，一起吃过饭，然后去河边散步。柳城的河叫柳河，美丽的穿城河。夏天夕阳西沉，河面金光闪闪。冬天暮色四合，城市霓虹水中闪耀，最美的还是春天跟秋天，温风拂柳，云天远阔。老家也有一条河，穿山绕谷，连云接雾，那是另一种美。以后每逢清明节，我都会到柳河边烧几刀纸，希望河流能把怀念带给远方逝去的亲人。

逢着周末，儿子会带着我转转公园、逛逛景点。从市区到郊县，从平原到丘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玩的同时，儿子也会教我些城市生活常识。比如说，记路记方位，方位对了，条条都是回家的路；过斑马线要注意左转的车。有次儿子带我买衣服，太贵了，我还了个价。服务员不搭腔，只是笑。出来后，儿子凑到耳旁神秘地说：妈，那是专卖店，不讲价的。他还说贵了的东西，就说不喜欢，别说太贵买不起。儿子最让我感动的，是治好了我患了几年的子宫肌瘤。这病是往年打工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医生说早点治有好处，怕转性。我思来想去舍不得，儿子正在读大学，毕业后还要找工作，都是花钱的地方。这一拖，就是好几年。

手术是在一个夏天，那时正逢儿子培训。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服务，他把我送到柳城一家私营妇科医院。服务确实好，护士送我到诊室门口，不怕找不到路；待诊的病人也不多，不用老等着叫号；医生说话很和蔼，有时还会拉拉家常。那段时间，儿子每天中午都会跟老师请假，到菜市场买菜，一般是鸡和鸽子。到了晚上又请假，回家煲好汤后给我送来。短短二十多天，儿子肉眼可见地瘦下去。我心疼他，让他安心培训。他握着我的手说：妈，培训太闷了，我也想出来走走。

人的一生都是在吃苦和享福间转圈的，苦能吃出头，福莫享过头。我的病治好了，儿子的病、这个家庭的病却开始显露端倪。

两年后，儿子从郊区乡镇调回市区，工作更忙了，下班时间也越来越晚。早一点，七八点能到家；晚一点，要等到九十点；还有几次是凌晨回来的。回得早，儿子会匆匆吃过饭带我就近走走；回得晚，就先陪我在客厅聊几句，然后洗漱；回来晚的时候，大多是在外面吃过饭了，有时还带着一身酒气。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喝酒，也不去问。我知道，喝酒是男孩子的第二次成长。但我还是会叮嘱他少喝些，也给他熬些护肝的草药，都是李爸从老家带来的。

李爸会每两个月来看我们娘儿俩一次，每次都带些东西。有时是山里扯的草药，有时是土鸡蛋，有时是新米面。除了送东西，还送钱。回老家的前一晚，他会事先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从系在皮带上的布袋子里，掏出一沓钱放在桌上，都是十元、二十、五十的票子。每次我和儿子都拒绝，但拗不过他，说要是不收，他这一趟就白跑了。李爸的心意我知道，跟我一样，不想儿子负担重。

那年手术后，我托人找了份工作。当时，我和儿子租住在教师公寓，房东是一位小学老师。一次她收完房租准备走的时候，我硬塞给了她一篮子土鸡蛋，说感谢她对我们的关照，还说像她这样有份固定工作，才算在城市扎下了根，而我只是水里的浮萍，全靠儿子才留得住脚。这是个善良的女人，同为母亲，她理解我想长久留下来陪伴儿子的愿望。两周后的一个下午她打来电话，说帮我找了份保洁工作，让下周去学校报到。听到“工作”，我的心一下飞了起来。以前，我和李成祥干的是“活路”，听上去就粗糙心酸，干下去才能活。而“工作”却是那么的体面和光洁，没带“活”字，似乎它就成了独立于生活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找到了事干，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开启新的生活。

看着儿子一天忙过一天，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儿子一向是个实诚人，吃得苦、不怕累，“忙”说明他得到单位肯定，敢把事情交给他；担心的是，这样没完没了忙下去，身体吃不吃得消，压力扛不扛得住。我也问过儿子，整天都忙些啥？累不累？大家是不是都这样忙？儿子知道我担心，总是说：不累，妈，跟你们在工地上比差得远呢。他不怕辛苦，却怕我孤单。一次，他在我面前很为难地说：妈，你在学校上班，一定认识不少人吧，可以交往一两个朋友，真心的那种。我笑着回他：当然啰。

是的，除了儿子，我有好几个熟识的人。有学校肖老师、门卫吴嬢、房东李姐、送水小郑。城市里的世相人情，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其实，柳城跟老家李家沟村没什么不同，也许全世界都跟李家沟村没什么不同，人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否跟他们“耍得好”我不知道。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这个城市，我曾真真切切有过一个朋友。

认识三姐是在一个下午。临近放学，我拽着一大口袋废书站在学校门口，准备招呼个三轮去附近的收购站。左等右等等不到，心里着急。肖老师嘱咐过我早点拉走，别让领导看到。就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一辆电瓶车驶到跟前。

走不走？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人骑跨在车上说话。

这是个胖女人，手膀子有我小腿粗，大腿更像是桶，两只乳房像注了水的气球，神气地挂在胸前。她不仅胖，还显得很滑稽，圆盘大脸上坑坑洼洼，粉扑得缺乏耐心、很不均匀。头发不长，只能在脑后绾起个小疙瘩，却偏偏又在头顶夹了个蝴蝶发夹。最奇怪的，是她竟戴了四颗戒指。直觉告诉我，这也是个劳苦女人。相比于我，她多了一层掩盖，只是掩盖得拙劣。

我没其他选择，只有跨上车。她接过我手中的口袋，轻轻一抡，几十斤重的废书就服服帖帖躺踏板上了。她很急躁，一路蛇形穿梭，嘀嘀的喇叭声响得人心烦意乱。

有人话难听：那么急，是赶回去办丧？

三姐接得顺畅：对哟，给你办。

那次送我去收购站，三姐没收钱。怎么塞，她都不收。后来问她为什么，她打起哈哈，说这就叫放长线钓大鱼咯。她的如意算盘还真打对了，以后每次卖书，我都打电话把她叫来，多多少少给些车费。书多的时候，还会悄悄把她带进学校，一起打包一起去卖，最后六四分成。

有一天临别时，她摸出两颗巧克力糖，递给我一颗：吃耍。我揣进包里，一直没吃。

一来二去，我和三姐成了朋友。除了卖书，还一起东游西逛。每次她估摸着我空的时候来接我，估计学校要发现了，又把我送回去。我们逛的都是些小巷子，她会告诉我这叫什么地名，巷子那头是什么路，附近什么生意好，哪个小区有她朋友……周末还会拉我去转转新建的公园，有时去看看城郊老百姓的庄稼，有时是逛逛批发市场。她特别留意新开张的超市，一听到消息，就会带着我早早侯在门口，等着抢派发的礼物赠品。每次我都笑她，她却不以为意，一边直勾勾盯着里面，一边说不要白不要、要了还想要。

尽管三姐的出现增添了新的生活乐趣，但一想到儿子打仗般忙碌的生活，心里终究不踏实。

直到有天儿子早早回了家，我的心才放下了些。那天，我做完学校卫生回家，儿子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自从儿子调回市区，我还没见他这样郑重其事地休闲过。我坐下来才发现郑重其事里藏了份苦涩。看他满脸带愁，我问，今天不忙了吗？儿子勉强地笑了笑，好久才吐出句话来：哪有忙得完的时候啊，没意义，心累。听到“心累”从他嘴里冒出，我跟听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感叹自己老了一样震惊。在我心里，心累不该属于儿子，他该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其实回过头来想想，异常的并不是儿子，是我。他已经二十六岁了，参加工作也有四年，他早已不是我的附属，而是人世间独立的存在。酸甜苦辣喜乐忧愁，他都得面对承担，不会因为在我眼中还是个孩子而得到赦免。

儿子满脸带愁的原因，我大概知道。前些日子，他告诉我单位要选部门副职，他很有希望。也许是事未如愿，他才感到心累，毕竟尽心尽力付出过。如果是这样，我倒不怎么担心了，因为问题是摆在明面上的。我劝儿子：没关系，你人年轻，有的是机会。但这话没说到心坎上，他忧愁地看着我：妈，我不想争什么，只是不想再这么累了，没意思，可，可我怕人家说我没捞到好处就松肩。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外面，在人心里。儿子的“怕”是翻不过自己心里的坎。但我当时没有深想，只是劝儿子耐着烦干下去，情况总会好起来的。

那以后一阵子，儿子回家渐渐有规律了，虽然还是不能按时下班，但八点左右总能到家。他说他要参加会计师考试，考下来就算不辞职，也能外挂中介公司，挣些咨询费。看他这样，我总觉得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