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核心区之一。从正面战场上的台儿庄战役，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沂蒙抗战、胶东抗战，山东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38年沂蒙抗日根据地正式创建以来，文学中的“山东抗战”与政治军事领域内的“山东抗战”几乎同步展开。抗战结束后，文学再次起步，发展至今天，已成最显赫、最有影响力的一脉。王希坚、刘知侠、王愿坚、冯德英、郭澄清、莫言、王鼎钧、尤凤伟、苗长水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因书写抗战而成名的作家名单。作为一个文学谱系，这一文脉传统注定不断绵延，不断出新，不断结出硕果。2025年，正值抗战胜利80周年，相关书写也因之迎来创作与出版的小高潮。牛余和和他的长篇小说《蘸火记》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济南。自此，章丘县长岭山率先成为山东抗战的桥头堡。除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山区条件外，章丘铁匠军械锻造技术及精神意志也是维系长岭抗战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这段历史和这个群体的有力书写并不见于当代文学谱系中。山东抗战故事异彩纷呈，由此反映的抗战文化和抗战精神也分外多元而厚重，这首先需要山东作家担负起开掘与书写的历史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章丘籍作家牛余和依凭对故土的爱和对历史文献的熟稔，从情感、历史、审美三维度重新勘察、书写和激活长岭抗战历史，其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弥足珍贵且重要。《蘸火记》兼容革命英雄、青春成长、谍战、家族四种叙事模式，不仅完整再现济南章丘长岭山区抗战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股势力与各色人物次第登场、犬牙交错、兴衰浮沉的历史景观，也以此成就了一部聚焦英雄叙事、表现儿女情长、表达战争思考、宣扬地方文化的新抗战史话。

革命英雄叙事是主体，也是主线。小说侧重讲述了章丘抗日救国的三支武装队伍—尚邨英、何苇杭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梁铁峰、夏侯雪组建的独立大队，卢毓奎统帅的独立旅——在长岭山区锻造枪械、联合抗战的故事。三支队伍分属共产党、国民党、介于两者之间的民团，共同上演了一幕虽互有猜忌、冲突但终归同仇敌汽、浴血沙场的抗战史话。这种故事与史话原本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史的某一微小构成，但经由“地方”故事或路径所昭示出来的不屈意志和民族精神，不仅与已镌刻于史书上的由宏大历史所呈现的民族话语合流，而且因深置于某个特定地域而蕴含着远未被开掘的历史资源和未被言说的民间秘史。从胶东、沂蒙到济南南部山区，山东有着太多太多未被开掘的地方资源，有着太多太多未被文学之光烛照的抗战历史。作为山东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最宝贵、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种，它们为山东作家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助力新时代精神建构都提供了极具原创性的“山东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蘸火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用小说方式写成的章丘抗战史。它远比那些简单的历史文献更能在精神与细节层面影响当前及后世读者。更重要的是，它以发掘并书写章丘铁匠在长岭山抗战中创新技术、锻造枪械、浴血抗战的一段历史，不仅拓展了中国当代抗战小说的书写边界，也在形象塑造与主题表达方面展现新貌。

青春成长主题与战争叙事并行推进，主述一群年轻人在战火中生离死别的爱情际遇以及战友之间儿女情长的生命赞歌。正如何苇杭在日记中所述：“其实当年长岭山上三支队伍的‘首长’和中层干部，除我和尚邨英三十多岁，其他的大多数二十来岁，我们的女兵小队战士则清一色十八九岁。”就是这样一群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师生，或来自不同组织的青年骨干，或刚入伍不久的农村青年共同组织并领导了长岭山抗战。这也是小说写得最感染人的部分。他们不仅遭受了血与火的肉体考验，也有爱的迷失与灵魂的煎熬。爱情是青春与成长中的永恒主题，这群青年人因战争而聚以及因之而互生情愫，原本再正常不过，但是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它不充许也不会给予他们以自由的空间和充分的条件。面对感情，他们不仅要深陷不可排解的苦闷与矛盾之中，还要随时遭受从天而降的巨大牺牲。其中，何苇杭、夏侯雪、茜如、祁英四位女子的形象及爱情经历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何苇杭表面上表现出“沉静的决绝”，实则难掩内心的忧郁与徘徊。她既因丈夫何一钳的牺牲而难以自拔，同时又独自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又在尚邨英纯洁而又火热的同志之爱面前颇感内疚。实际上，她始终在恋人、妻子、母亲、同志四重角色之间徘徊，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做到周全；在东北深山老林长大的侠女夏侯雪和从燕京大学回乡抗战的“儒匪”梁铁峰之间从相遇到相爱的过程看似绝配，但梁铁峰的牺牲最终让这一切化为泡影；茜如与郭立刚的爱恋不仅要接受战争的考验，还有挥之不去的伦理困境。同样，茜如在战斗中牺牲，也最终让一段姻缘化为无尽的悲痛；女兵小队队员祁英与小战士牛子的私恋以及不得已分离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难有善终。因为一是部队纪律不允许，二是男方家族把传宗接代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女方因战争而落下的不育症，也就注定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青春悲剧。作者通过讲述这些青年男女所遭受的爱情悲剧或无处不在的内心矛盾，力在表达这样一种战争观念——“爱情的残破和枯萎也是战争的一部分”。他将青年人在爱情中遭遇的种种欢欣、伤痛、牺牲内置于战争叙事中，不仅以此揭示战争的残酷与无常，也引领读者将对爱情和战争本质的思考引向深处。

谍战叙事与战争进程同步展开，使得故事情节发展一波三折，吊足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正面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攻守历程，与隐蔽战线上错综交织的谍战迷影，经由作者所施予的一明一暗、一扬一抑、一隐一显的交叉叙述，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具备了较强的可读性。讲述故事，建构情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施予铺垫、悬疑，继而卒章解疑，是生成这种阅读效果的根因。在小说中，从对北京的“香山实验室”、济南城里的“泺源公馆”“秀江图片社”等日军特务组织的交代，到由挑动摩擦、暗杀郭立刚、袭击枪械所等一系列特务破坏活动所引起对于“枭是谁，藏在何处”的追问与暗中调查，恰好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从城内到山中敌我双方在特务战线上的斗争过程。在此过程中，从何苇杭、何一钳联合实施“钓饵计划”遭遇失败，到何苇杭涉险闯进济南城；从宋子辉与何一钳的英勇牺牲，到胖夫人、胖厨师等人为民族大义而被日军枪杀；从胖夫人依托他在芙蓉街的“卓袱小馆”结交各方人士并收集情报，到元副官（辛树卿）、袁勇两大特务先后被抓作者都采用一种层层铺垫、前后呼应、扬抑互衬的修辞手法，将整个过程叙述得跌宕起伏，并于最高潮处将有“女儿心肠男儿骨血”的胖夫人的悲壮赴死，升华为一种对“崇高美学”的悲壮表达。由此也可看出，继承并运用通俗一悬疑小说所惯用的传奇模式和叙述策略，以最大程度地服务于读者阅读效果的营构；同时又在这种实践中置入爱情、革命、民族等关涉个体生命和家国情怀的信仰表达，以便将小说主题和精神境界提升至新高度。这就在通俗与高雅之间达成了一种既好看又有表达深度的读写范式。

家族叙事也是这部小说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大家族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向来紧密而复杂。小说中的何家就是这样的大家族。这种复杂性主要借助何家两位青年的思想发展及作为展开。首先，小说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何家大少爷何如山在性格上的复杂性。何家最初以远离政客为祖训，何如山打破这一规矩并在与日本人商业往来中使得家业发达，后又在吃喝玩乐中消沉度日；他以何家大院为掩护为山里游击队购买所需药品，也不时为三支不同来源的抗日队伍提供给养；他将早年因父亲反对而未娶之“大姐姐”迎回何家。可见，作为何家长子，他有魄力，有能力，有情义，且义无反顾地支持抗日，但也有过迷茫与创伤，经历过虚无与颓废。其次，这个家族孕育了青年革命者何苇杭。青年时代的何苇杭反抗父辈，远赴云南，与其说是对家族的背叛，不如说是对一种理想的追寻。闹学潮，加人共产党，直到接受党组织安排来长岭山担任游击队政委，也都是她坚信并实践这种理想的有力证明。虽然小说对何家及其子弟的描写，侧重点并不在单纯讲述家族故事，而是为小说中抗战故事的展开—何家是山中游击队取药和安全周转的堡垒一一作必要铺垫，以及对小说主人公之一的何苇杭出场及形象塑造作背景交代，但是，由于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作为及情史诉诸较多笔墨，反而从家族叙事维度为典型人物的出场及形象塑造增添了浓重一笔。如此一来，采用地方性视角，聚焦家族叙事，关联抗战历史，也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表现视野和表达层次具有了较为厚实的意蕴阐释空间。

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风景描写。当代小说中的风景描写若要吸引读者，除要形式新颖与表现生动外，还需做到动态推进并与人物、情节或主题高度合一。《蘸火记》中的风景描写很好地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在小说中，风景不是“他者”的点缀或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本身就是文本不可分割且独立为主体的表现对象：

1．“东面山梁上的淡青色晨光里慢慢散逸出几缕杏黄，在看不见的风里柔软地舒展，眨眼间便覆盖了天际。她脑子里倏忽闪过那抹米黄色，撩起的水散落进泉湾，泛起一片细碎涟漪。”（第114页）

2．“黎明前的黑暗散而未散，晨曦将升未升之际，一弯橘红的月亮像偷渡光明的小船，在黛蓝的天空穿行，何苇杭身前那几丛结满着紫色种子的荆蒿，染上层淡淡的血色。”（第203页）

3.“眨眼间，狂风在一片惊叫中停息，树叶杂草悬浮在空中，打着旋儿纷纷散落。人们再次张大嘴巴—天哪！ 簇拥着山顶岩石的树木全都赤条条一叶不挂，只剩下刺向天空的树枝。”“褪去秋装的长岭山脊裸露出瘦硬的筋骨。”（第263页）

4．“何苇杭和夏侯雪各自披了件大衣，靠着树干坐在泉湾边的小山坡上，仰脸望着曲星河。河床里的星星渐渐地拖曳下长长的光线，雨丝般斜织着，与泉湾里的星辉牵在了一起。”（第289页）

以上是我从文本中摘录出来的四种类型的风景描写，第一种是从人物视点出发写风景：由“她脑子里倏忽闪过”可知，这些“风景”都是“她”（即何苇杭）所见所感的产物；第二种是从风景出发写人物：叙述者直接“下场”，用景物特征直描何苇杭形象；第三种是用风景建构特定场景：描写梁大队长和何一嵌两烈士送行场面，不直写人，而只写景；第四种是以风景表现心理：生者（何苇杭和夏侯雪）与死者（“河床里的星星”“泉湾里的星辉”，即指已牺牲的革命伴侣）发生“潜对话”，此情绵绵无绝期。但无论哪一种，它们都非静态的大段描述，而始终在适可而止的动态表达中关联人物并让自身成为直接的审美对象。其中，关于长岭山地理形貌、自然风景的生动描写，特别是对于夜空中“曲星河”的反复描画，也都使得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气质。但这种抒情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作者与人物情感情绪向外指涉的结果，即描写长岭山的自然形貌与夜空星海，旨在描写抗日英雄们的内心世界，塑造他们的精神肖像，表现他们在情感和思想上的动态。这样的描写生动、节制、干净，能让读者停下来细细咀嚼而不觉得无蕴无味。更关键的是，这些描写本身就是塑造人物和推进思想表达的重要方式，即每一次风景描写的出场，也即意味着或暗示着关于人物、情节或主题表达的某种转折或跃升。于是，小说中的风景也就与人物和故事一样，成为极具能动性和表现力的艺术要素。若没有这种风景描写，小说气质和内蕴生成也就大打折扣了。

最后，“蘸火”的内涵和外延极富意味。它不仅是军械师铸造工艺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淬火，也由此上升为一种隐喻或象征，即“在天下之至阴至柔与至阳至刚的缠斗中，锻件浴火重生，刚强与柔韧融为一体，生命铸入魂魄一长岭山抗战就是这样一场以鲜血为介质的青春淬火。”（《何苇杭日记》）。在此，从现实世界中的“锻件淬火”，到人物世界中的“青春淬火”，再到经历抗战后的“民族淬火”，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关联、互为指涉、步步升华的意蕴呈示关系。“锻件淬火”直接关联历史和文本故事，“青春淬火”指向小说人物和他们的精神境界，“民族淬火”拓展到更为宏阔、更为深层的象征层面。因之，这部长篇小说也就在意蕴和主题表达方面彰显出某种形而上表达的趋向。

综上，这部长篇小说在宏观修辞层面兼容革命英雄、青春成长、谍战、家族四种叙事模式，并以人物对话、心理与景物描写展开细部建构，从而使其成为一部雅俗共赏、可读性极佳的优秀作品；它在书写视域和审美趋向上均展现了某种新貌与新质，成为近年来山东乃至全国抗战题材小说创作中颇为引人关注的一部新作；它的启发与示范意义也弥足珍贵，为山东作家书写山东各地抗战故事提供了经验和方法上的有益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