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一直期待的长篇小说。以1994年在《山东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绝症》为起点，其作品先后踏足国内外众多知名文学期刊，30年的创作历程中，囊括了众多文学奖项，如中篇小说《一九八七年的情诗》获“中骏杯”《小说选刊》双年奖；短篇小说《像风一样消失》获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出猎记》获“冯梦龙杯”全国“新三言”短篇小说大赛三等奖；《玉米的馨香》《铺邻》《宝刀》先后获得了首届、第五届、第十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白鸦》获得第九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小说集《电话里的歌声》《母亲的震撼》先后获得2008年、2009年冰心儿童图书奖其作品先后被编人《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5短篇小说》《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精品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20短篇小说卷》《北京文学年度短篇小说精选·2017》等上百种权威选本。2025年3月份，长篇小说《白光》（《中国作家》文学版2025年第3期）破茧而出，这是邢庆杰厚积薄发的心血结晶，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平凡的农民孙振江，宛如一颗深埋的种子，在时代的风雨中破土而出，成长为一位令人敬仰的抗日英雄。邢庆杰的《白光》如同一部深沉的史诗，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交织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卷。小说以孙振江从“孙大胆”到“白光”的蜕变为主线，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勾勒出一个草根英雄的精神图腾。

一、巧思人性的艺术蝶变：现实主义的传奇追寻

《白光》的写作，缘起于邢庆杰参观禹城伦镇齐禹抗战纪念馆陈列的一柄断刀，“刃口蜷曲如干涸的血脉”，因此便有了作家“对鲁西北平原上一段传奇的追寻，是一场与时光的精神对接。当历史的烟尘漫过鲁西北平原的麦浪，那些曾被盐碱地淬炼的筋骨、被硝烟浸透的姓名，终需一双手去拨开芳草，让英雄的骸骨在文字里重新站立。”①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立场。长期以来，邢庆杰虽执迷于中短篇小说创作，并时时力求新变，但不变的正是这种写作立场。他的作品贴近现实，贴近人性，作家努力“与时代同行，用文字讴歌人间正道，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为时代的发展注入精神力量，使文学真正成为火炬与号角，凝聚人，温暖人，鼓舞人，给人以智慧、勇气与力量。”②《白光》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朴实的、有血有肉的民间英雄，他爱父母，爱家乡，更爱世代生存于兹的这片沃土，在现实、时代的召唤下，他年少从戎，身先士卒，数次勇斗顽敌，由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成长为人民功臣，在累累战功中完成自我淬炼。可以说，从中短篇小说的长期坚守，到《白光》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邢庆杰完成了其执着于人性书写、执着于戏剧化表达效果追寻的蝶变。

邢庆杰1986年初中毕业即失学，但在种地、打工、经商的谋生探索中，他一直保持着一颗对文学的赤子之心，坚守着文学阅读与创作。1980年代，小说在众多文学体裁中是执牛耳的，初涉文坛的邢庆杰在写作上自然首选小说。虽然随着先锋文学的异军突起，小说被作家们玩出了花儿，尤其是在理念层面，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几乎同时扑面的情况下，作家与批评家们都试图在小说创新上寻找噱头，正如作家马原从坐标轴上定位个人位置，认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他本人应该为故事的写作做出点贡献，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精通小说的各种故事法，然后有点自己的招数。”③这“自己的招数”正是解构主义时代下反叛或个性追求的表征。但好在基础差、偏居鲁西北小县城的邢庆杰没有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没有尝试刻意发声，而是选择了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方式。从对小说的定义来讲，小说最基本的美学特征便是强调叙事性或故事性，如《钱伯斯二十世纪词典》中对小说的定义是：“一种虚构的散文体记叙或故事，描述一幅现实生活的图画，尤其着重表现所写男女人物生活经历中的感情危机。”《柯林斯词典》的表述也相类，“一种叙述虚构人物的冒险奇遇或喜怒哀乐的虚构故事，借描写行为与思想来表现多种人生经验和人物。”④邢庆杰的中短篇小说正是遵循这种最为朴素的小说理念，基于一定的技巧性构思，通过人物、故事来表达主题与思想。

梳理邢庆杰的中短篇小说主题，可分为志怪传奇类、现代情感类、战争反思类等。志怪传奇类，如中篇《河娃》，短篇《白鸦》《白貔记》《出猎记》《我的名字叫鹰》等，在神秘氛围的塑造中追求良善之心，而长篇小说《白光》开首的“楔子”中孙振江逐蛇行为让英雄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现代情感类则有中篇《秋风渐凉》《轻柔的毒药》《一九八七年的情诗》《向死而生》等，短篇《寻找心跳或者激动》等，在缠绵悱惻的情欲书写中表达对真爱的渴望，而在《白光》中则有白光先后对大秋和韩凤娥的情感牵挂，不同于其前期小说写作在情欲描写上的直露，这里人物间的爱情是在家国情仇的负载之下，情感更为洗炼。战争反思类则有中篇《油菜花开香两岸》《真爱无敌》等，短篇《太行往事》《战地情节》《识字班》等，作品多是打破常规对战士或英雄进行反思，如在民族大义面前放弃个人荣辱、被迫卷入战争的侵略者的人性、站在牺牲者肩膀上的英雄的焦虑等。这些战争小说中有战斗场面的描写，亦有季连祥等《白光》中反面人物的原型。

《白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延续了邢庆杰在中短篇小说中对人性书写的努力，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克服了既往很多战争文学在敌我人物塑造上善恶、尊卑、高下、圆扁的二元对立模式。韩凤娥这一角色的设置极具深意，她既是孙振江革命道路上的见证者，也是他情感世界的救赎者。两人在战火中的数次相遇，构成了小说中最具诗意的篇章。当凤娥在月光下为他包扎伤口时，纱布上的血渍与月光交织，形成了一幅圣洁的宗教画般的场景。这种情感线的处理，使革命叙事不再是冰冷的钢铁洪流，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而松井这一反派角色的塑造突破了既往抗战文学脸谱化的窠白。他在司令部反复摩挲妻女照片的细节，暴露出侵略者温情脉脉的伪装下那颗扭曲的灵魂。“古村决战”中，松井面对三份电报，明知是白光所设的陷阱，但他仍然派兵去救三个即将被公开处决的汉奸，因为在他的心理层面想的是“要被枪决的三个人都是他们‘皇军’的铁杆，如果不去救，就会失去人心。”不像我们在众多影视剧当中所看到的侵略者对汉奸粗暴的态度和无情的抛弃。而正是这个分兵也导致松井最后的覆亡，当他最终倒在孙振江的刀下时，喉咙里涌出的鲜血在黄土上勾勒出樱花的形状，这个充满隐喻的场景，暗示着侵略者文化的覆灭，但同时也使其得以以人的面目自尝恶果。

同时，从艺术风格的角度上来讲，邢庆杰在长期的中短篇写作中形成了典型故事选取、典型氛围营造、戏剧化结构掌控等风格特点。而从《白光》来看，“锋芒初绽”的传奇性暗喻了白光的英雄光芒，“伦镇惨案”的苦难体验奠定了现实人生的悲剧底蕴，“牛刀小试”“独闯炮楼”“闹市锄寇”“墓地之战”“据点锄寇”“独闯县城”“敌营擒叛”等英勇事迹则形象化、立体化地展现了孤胆英雄的成长历程。

阅读《白光》，我们明显看到了邢庆杰中短篇小说的投射。中短篇小说创作要求作家在较短的篇幅内完成复杂的叙事，这要求作者注重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明性和故事情节的紧凑性，这有助于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结构布局的掌控和事件进程的有序推进。中短篇小说需要在有限的文字中表达细腻的情感和精准把握细节，这有助于长篇小说中准确表达人物心理和细节的真实性。中短篇小说更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和可读性，这对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极高的要求，有助于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新的创意和情节的涌现。无疑，在不涉及文体特征区分的前提下，中短篇小说的长期积累，给了邢庆杰长篇小说创作的空间。《白光》是作家对抗战英雄传奇一生的礼敬，更是作家坚守现实主义写作立场的硕果结晶。

二、英雄形象的诗性建构：民间叙事与革命话语的融合

小说开篇的“白蛇事件”极具象征意味，这个场景的选取，让人联想到汉高祖刘邦芒砀斩蛇。“刘邦斩蛇”事件的流传，当是汉代统治者将其作为受命之符，是汉王朝的建朝神话。孙振江的斩蛇行为虽不具备某种暗示意义，但“孙大胆”名声的实证为其最终的英雄定位铺垫。那条在寒冬出洞的白蛇，恰似命运的使者，用腥红的信子舔舐着少年混沌的瞳孔。孙振江手持铁叉刺向白蛇的瞬间，飞溅的蛇血在月光下化作点点磷火，这不仅是他勇气的初次绽放，更是他与蒙昧时代的决裂。当村民们围聚古槐下惊叹他的壮举时，那个在月光下浑身浴血的少年，已然成为民间叙事中的传奇雏形。

伦镇惨案的描写充满了但丁《神曲》般的地狱图景。孙振江躲在断壁残垣后目睹大秋中弹的场景，子弹穿透少女胸膛的瞬间，飞溅的血花在正午的阳光下绽开成血色的莲花。这个充满诗意的意象，既是侵略者暴行的具象化，也是孙振江精神世界的转折点。惨案发生前，孙振江苦难的生活体验中因为有了大秋，才感受到了日子的温暖，才有了美好而朦胧的期待，眼中“阳光变得绚丽而灿烂，空气分外香甜，连平日里司空见惯的庄稼和野草野花，也变得那样妖娆和妩媚。”这样的心境与随后红枪会浴血对抗侵略者及百姓成片死亡的惨烈场景形成截然对比，尤其是大秋姐弟在被屠杀前选择了先保护他，这直接激起了他的抗争意识。孙振江在尸山血海中爬行，双手沾满同胞的热血，这血既是复仇的火种，也是觉醒的催化剂。

孙振江在瓜地接受训练的段落，呈现出一种神圣的启蒙仪式感。与宋光等人的意外相识，满足了他简单的杀鬼子报仇的愿望，而孙致远的革命理论则让他对抗日队伍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部队和武装的意义，了解到国共间存在不同的政治信仰，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意识的觉醒为他的复仇提供了持续性动力。月光下的瓜架如同神秘的祭坛，宋光传授的射击要领化作神圣的教义。当他第一次扣动扳机，子弹划破夜空的轨迹，恰似一道启蒙的闪电，照亮了他精神世界的暗室。这个场景中的光影交织，暗示着他从蒙味到觉醒的精神升华。

孙振江的革命斗争历程极具传奇色彩，“牛刀小试”“独闯炮楼”“闹市锄奸”等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使白光之名响彻鲁西北大地，而作为指战员，其成功主导的“齐集之战”“墓地之战”“集市夺枪”“据点锄寇”“‘康团’末日”“夜袭伦镇”“杨桥激战”“古村决战”等传奇性故事则赋予其现代革命英雄的内涵，民间传奇英雄与现代革命英雄在白光身上实现了有机缝合。基于民间尚武精神传统，英雄情结本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作为评书在民间的广受欢迎正彰显了民众的阅读期待。而十七年红色经典的流行，正是现代革命意识对民间传统的回应，“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喜大悲，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产生了引人人胜的魅力。”“运筹帷幄”“夺枪计划”等情节的描述，既有传统文学中公孙策、吴用等的谋略，亦有十七年经典《林海雪原》中参谋长少剑波、《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等人的睿智，“墓地之战”有关羽走麦城的大意，亦有《红日》涟水战役失利的轻敌，“独闯炮楼”“茶馆斗酒”“独闯县城”的侠客行为则有着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身影，“险象环生”“绝处逢生”契合大家对打斗激烈场面的抑扬节奏期待，而“据点锄寇”“‘康团’末日”“敌营擒叛”等场景则符合民众快意恩仇的情感宣泄。

可以说，孙振江的形象塑造融合了民间英雄传说与革命叙事的双重基因。他在玉米地中穿梭如飞的矫健身影，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而他在战场上的冷静指挥，又具有现代军事指挥员的风范。这种双重特质使他的形象既扎根于民间土壤，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高度。

三、抗战叙事的多重维度：历史褶皱中的人性光谱

小说构建的抗战图景如同一块多棱的水晶，折射出不同层面的历史真实。《白光》中孙振江的出场虽有一定的传奇性，但也仅仅显示为一个具有较为强势性格的农民形象。在他和拥有地主身份的崔立轩间，不同于朱老忠与冯兰池间水火不容的阶级矛盾，并没有显示出激烈的冲突，所以虽然经常白帮崔家干活，也得不到尊重，但“乡里乡亲的让他干点力所能及的事，他打心眼里高兴。”即使因偷撸榆钱而被崔家毒打一顿后，他也仅仅发出报仇的口号并未付诸实际行动，而随后则转向了他与大秋间的情感牵挂。而真正让孙振江转变的是伦镇惨案的发生，他亲眼目睹了红枪会员的壮烈，目睹了爱人大秋在内的老百姓无辜被屠，血淋淋的现实让他发出杀了松井的誓言和寻找抗日队伍的愿望。在孙振江的身上，我们看到，阶级冲突只是让他有了复仇意识，而民族冲突则让他的抗争意识直接爆破。在这个小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感受到个体对民族命运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屠杀，目睹祖国的山河破碎，孙振江直面危局，挺身而出，在一次次战斗中磨砺淬火，经受生与死、胜与败的严峻考验。《白光》中诸多军事斗争的描写充满了海明威式的硬汉美学，如在迷魂寨战役中，子弹穿过空气的呼啸声与战士们的呐喊声交织，形成一曲悲壮的战争交响曲。而与之相对应的，松井毙命前那绝望的眼神，倒映着侵略者日暮途穷的悲凉，这种细节的处理使战争叙事超越了简单的敌我对立。

小说中社会生态的描写呈现出福克纳式的南方哥特风格。秦庄村头300多年古槐的传说给古村蒙上一层神秘气息，而“三怪”的有目共睹则让人嗅到恐怖的气息。孙振江打柴时休息的乱葬岗，生长着引着后会冒蓝火的红色荆条，相伴其间的是狼藉不堪的无主之坟，还有裸露着的累累白骨。这白茫茫的盐碱地，是鲁西北平原特有的自然场景，代表着未被人类改造过的纯洁的自然，同时也弥漫着幽暗、恐惧和神秘的气息。这崇高的大自然，几百年来甚至上千年，一直在静静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百态。这个时代，昔日地主的辉煌不再，但仍在困兽犹斗。地主崔立轩两个儿子，一个当兵，一个留学，“一文一武”的理想家族模式，让他怀揣着美梦，守望着黄粱。他的深宅大院就是封建残余的巢穴，护院家丁的皮鞭声与佃户们的哀嚎声构成了阶级压迫的二重奏。无论是在日军的司令部，还是在白光的面前，崔万代在动作上用的最多的是“赔笑”“点头”“哆嗦”，他颤抖的身影，既是汉奸的怯懦，也是人性在乱世中的扭曲与挣扎。国民党军统鲁西北联络站站长陈江南绵里藏针，阴毒地将投靠自己的娄凤山等人置于险地，而自己毫无人性地血洗崔家大院，其后被日本人逮捕后以出卖同胞重新获得了自由，且保全了自己国民党军统特工的身份，其城府之深让白光等人不寒而栗。战争带来血腥的恐怖，噩梦般的现实笼罩着这片多难的土地。生活在鲁西北的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勾勒出一幅沦陷区社会的浮世绘。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神明崇拜存在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但官方与民间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性。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其《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任何复杂社会的文化传统都可以划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部分°。但在华夏民族的神明崇拜中，关羽崇拜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无论是官方祀典还是民间崇拜，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对关羽的接受居然是出奇地一致。宋代先后有七位帝王为其封号，最后在孝帝时得号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而清朝皇帝则不停地为其追封，至光绪五年（1879年），其封号已达22字之多，其时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佑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作为“武圣”，关羽与“文圣”孔子地位相当。官方崇拜是基于关羽忠勇的品格而上升为解决家国危难，而在民间崇拜中关羽承担的功能更多，其被民间称为护民伏魔尊者，被商界奉为财神，被佛道儒三教尊为护法，而一些民间组织如义和团、白莲教等则将其作为会门义气象征，如《白光》中的红枪会，即属此类。小说中红枪会的祭坛仪式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关帝像前的吞符饮血，既是民间信仰的异化，也是底层民众在绝望中的精神寄托。大师兄娄凤山关公附体的行为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典型文化现象，其本质是底层群体借助超自然符号实现精神动员，将民众对日本侵略的愤怒转化为“神意”。祭坛之下，似乎红枪会的对日斗争得到了关公的庇护，强化了底气与士气。但在关公处得到的护法神性，终究挡不住侵略者的钢枪铁炮，红枪会员在吞了写有“关爷附体，刀不入”的表符后，却在与日军的冲突中死伤无数，伦镇街上最终尸横遍野。伦镇惨案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代表忠勇义气的关二爷虽已“入心”，但在残暴的侵略者面前却无力救民众于水火。而小说另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事件也与关帝有关，孙振江因避雨而进入关帝庙，在与鬼子和伪军冲突中为共产党人宋光和赵克祥所救，从此找到了真心抗日的队伍。关帝在此处，仅仅是作为一个泥塑旁观。两个场景的对照，可以看出，底层民众幻想的拯救者终不及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共产党人。而作品中关帝意象在“庙内之战”后，再无出现。邢庆杰对关公崇拜的这种处理，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挖掘具有鲁迅式的深刻。孙振江面对关帝像时的复杂心境，折射出传统侠义精神与现代革命意识的碰撞，这种碰撞在他化名“白光”时达到高潮 —一个兼具民间传奇色彩与革命精神的英雄符号就此诞生。

四、叙事艺术的创新：魔幻与现实的交织

《白光》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多线并进的复调手法。主线是孙振江的英雄成长，副线则穿插着陈江南的叛变、崔万代的摇摆等多条线索。这些线索如同精密的齿轮，在历史的巨轮中相互咬合，共同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这种结构使小说具有了史诗般的宏大格局。

白光的英雄成长是小说的核心线索，他与松井、大秋／凤娥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关系网，他们的情感线索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结构。作为抗战英雄的白光与侵略者的代表松井，在小说中有三次交集。白光 （其时为孙振江）

首次与松井碰面是在伦镇惨案中，松井是伦镇惨案的制造者，在孙振江的眼前屠戮了一众乡亲和他的爱人大秋，而孙振江对个人生活的美好期盼在此戛然而止，就此杀松井成了孙振江人生目标之一。而两人的第二次交集则更为复杂，此时白光作为武工队队长三年后首次公开骑马回家，在家里睡安稳觉时居然梦到松井，得到松井巡察袁营据点的消息后决定偷袭，而由于叛徒的告密，此次行动最终以武工队骑兵连损失惨重、白光重伤为代价。这次行动亦是一次国共联合的抗战行动，但失败的原因也主要是国民党军统的问题。此时的白光虽已经入党，但第二次梦境的出现正彰显了其思想的不够成熟，而经过这次失败，白光则“彻底清醒”，在对敌斗争，包括与以陈江南为代表的国民党军统的交往中开始考虑得更为周全、成熟。两人的第三次交集则是最后的决战，松井绞尽脑汁排兵布阵，而此时的白光，既有交换人质时体现的人性光芒，亦显示出调兵遣将时的雄才大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将敌引入巷战，并在三方向分散敌人目标，终在迷魂阵中将敌人消灭殆尽，并在与松井的直面武斗中完成个人复仇，同时也是一次以弱胜强的大捷。此时的白光，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共产党指战员。白光成长的过程就是与以松井为代表的侵略者的斗争过程，在与松井的斗争中，白光一步步成熟，“小我”终成了“大我”。

而白光与大秋／凤娥间的关系又为整个故事增添了一层特别的情感色彩，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大秋与凤娥是横向呈现的对位人物，两人都为白光所救，又都选择了拯救白光。不同的是，大秋是被孙振江在冬日从枯井（天灾）中救出，其时孙振江就是一个单纯的农家子弟，是为了解馋而去田间抓野兔，意外之中救了大秋父女，大秋与孙振江间的情感更多基于大秋父亲报恩结亲的安排。而大秋死前保护的也只是个农民子弟，孙振江眼见乡亲们被杀，理性让他没有冲动，只在心里暗暗发狠。而在爱人大秋被杀后“像丢了魂儿一般，在房顶上呆坐了很久，眼泪不休不止地流淌下来”，只有恨意和报仇的想法，而对加入抵抗日本人的军队除了等待别无他法。而凤娥则是被白光从汉奸孙亮（人祸）手中救出的，这时的白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工队战士，在被孙亮挟持之时，凤娥展示了自己刚烈的和勇敢的一面，而这让白光“心头竟升起一股异样的感觉”，而凤娥在回答白光问题时的“小声”和随后的脸红则表明姑娘潜在的心意，可以说，初次相遇两人均为对方的性格和气质所吸引。而此后，白光在伏击松井失败浴血突围后被凤娥所救，并在凤娥的帮助下联系上队伍，继之凤娥成了白光队伍的交通员。从两段情感经历来讲，孙振江与大秋间是底层民众间朴素的婚恋情感，而凤娥与白光间初是军民情，继之则是革命伉俪。同是农民出身的女孩，大秋性格内敛，而凤娥则较为主动张扬勇敢，这是一个人（孙振江／白光的爱人）的不同性格具化为不同的人。而在古村决战消灭松井后，白光悄悄在心里说：“大秋，小壮，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你们看到了吗？”这是孙振江在向过去的爱人告别，同时也一个战士向自己过去的农民身份告别。而在个人情感道路上，白光最终与韩凤娥生死相依，白头偕老。通过白光这一主要人物关系线的巧妙交织，邢庆杰探讨了战争、爱情、生命等永恒话题，体现出深刻的人性洞察和哲学内涵。

作为副线人物，陈江南、崔万代等人的活动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层次，进一步凸显了白光的英雄形象。作为国民党人的陈江南，初始隐藏身份侦查日本人情况，帮助白光联络崔万代，替白光写清除汉奸的宣传标语，言语间是对倭寇食肉饮血的一腔热情。在与日本人抗争中，能够审时度势，注重与共产党人白光队伍的联合行动，露营据点袭击松井惨败之后即使沦落到孤家寡人地步仍选择复仇，并再次联合白光惩戒汉奸。墓地之战中虽利用了娄凤山，但对联合行动的白光并没有背弃，并有周庄谢恩之举，将汉奸交给白光，并给三千大洋。但随着斗争形势的加剧，二次被自己人出卖的陈江南虽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但在亲情威胁面前选择了屈服，但也是有条件地与日本人合作，这个条件就是“合作对付共产党，但他绝不背叛国民党，不投靠日军”，并随之卑鄙地将中共齐禹县委驻地出卖给了松井。出卖同胞换取了自由，但其公开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工。陈江南的故事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行事策略、政治理念与人生观。作为国民党人的代表，他的存在不仅提供了与白光形成对照的样本，也引发了读者对政治、战争、生命的思考。崔万代的身上有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一面，在战争时代基于生存，他在各种政治势力间摇摆，好在正义与良知的存在让他没有彻底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最终也为人民所宽恕。而红枪会的首领娄凤山自发组织民众对抗侵略者，在多次失败之后，最终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这些次要人物的存在，围绕白光构建了一个复杂且真实的人物关系网，为英雄白光的凸显提供了多角度的映衬和补充，使小说呈现出独特的生命厚重感。

《白光》以少年孙振江与一条两丈多长的大蛇斗争始，颇具象征意味。由于体型怪异、具有攻击性及隐蔽生活等特殊习性，蛇给人的心理感受往往是清冷、神秘、恐惧，中国传统文学中蛇以其怪异性、邪祟性而成为一个负面形象，如唐传奇《李黄》中的白蛇，《独异志·宣室志》中的群蛇。《白光》中“面色阴暗，神情冷酷”的松井狡诈狠毒，为了立威而屠戮无辜百姓，军统陈江南心狠手辣，为了保全自己出卖同胞，他们的言行与蛇蝎一般无二。而斩蛇行为往往体现为一个人的勇武，中国古代关于斩蛇的记载不在少数。《史记·高祖本纪》有刘邦斩蛇的记载，《搜神记》中有奇女子李寄斩蛇，《酉阳杂俎》记载东晋道士许旌阳倚剑斩蛇，《宣室志》中有韦子春赤手杀蛇，而白光的斩蛇行为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除恶驱怪思想一致，长虫是现实之害，而松井、陈江南等人则是幻化的长虫。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古槐树上的树洞不仅是白蛇的巢穴，更是封建迷信思想的象征；而那口麦田里的枯井，则成为吞噬旧世界的深渊。最具深意的是“白光”这一意象，它既是孙振江的化名，也是穿透黑暗的希望之光，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象征。

结语

《白光》在创造性回归红色英雄形象上具备典型意义，是一部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抗战小说。作家邢庆杰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生动的情节，展现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风貌和人性光辉。孙振江的英雄成长历程，不仅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觉醒和抗争的缩影。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在黑暗中绽放的光芒，那是人性的光辉，是民族的希望。

注释

① 邢庆杰：《英雄从未死去—〈白光〉创作谈》，《中国作家》公众号2025年3月13日。

② 孙远明、孙文丽：《工地上出了个小说家》，《齐鲁晚报》2022年4月1日。

③ 朱寿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8页。

④ 玛乔丽·博尔顿：《英美小说剖析》，林必果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⑤ 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⑥ 转引自向柏松：《关羽崇拜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⑦ 王敏、曹巍：《唐宋时期的关羽崇拜与文人笔下的关羽形象》，《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⑧ 《祠祀》，《顺天府志·京师志》卷六，光绪十二年刊本。（作者单位：德州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