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星图中，孔子始终是最为耀眼的恒星之一，其思想光芒穿越两千五百年的历史烟云，至今仍在塑造着东方世界的文化基因。然而，当我们凝视这颗恒星时，看到的往往不是本真的光辉，而是被历代权力话语层层包裹的符号幻象——从汉武尊儒的意识形态工具，到宋明理学的道德枷锁，再到近代批孔的标靶，孔子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涂抹、重塑，乃至扭曲。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张炜的学术新著《为孔子一辩》堪称一部突围之作，作家通过辨析，力求还原一个鲜活真实的孔子的形象，在解构历史迷雾与重构儒学精魂的双重变奏中，开启了一场对中华文化基因的深度叩问。

这部著作的诞生，处在一个充满认知断裂的时代节点。在数字文明席卷全球的今天，年轻人对孔子的认知被简化为“之乎者也”的刻板印象，儒学现代化沦为功利主义的学术表演，传统文化复兴运动陷人符号消费的狂欢，而张炜以罕见的智性勇气与诗性哲思，提出了那个被长期悬置的根本命题：“我们心目中的孔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在阅读中不断传播、不断变化和不断生成的‘新孔子’。”①历代“大读者”对于孔子的不断重塑，形成了一座遮蔽本真孔子的阐释之山。两千年来供奉的“儒学”，早已偷换了孔子的“仁学”灵魂。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知识精英的学术诠释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合谋，“孔子”便异化为“王权统治的一件法器”。书中以稷下学派的消亡为镜，映照出思想自由的脆弱性；以董仲舒“独尊儒术”为解剖案例，揭示了“伪儒”的诞生。而在当代，符号的异化愈发让人习焉不察，真实的孔子已远遁于大众认知之外。

解构只是起点，重构才是真正的精神远征。书中，张炜带领读者重返《论语》，在原典万余言的简朴对话中，锚定了“正儒”的永恒坐标—“仁者爱人”。经由作家的反复擦拭，此四字光彩夺目，并传递出可贵的人性温度。而面对喧嚣的“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命题，作家的论说可谓振聋发聘：“如果原本没有 （现代性），任何改造和延伸都是徒劳的；而如果原本就有，那么只需将其拎出来，摆到明处和亮处就好了。”°张炜之言刺破了当代儒学的功利主义迷障，引领我们看见：孔子“民贵君轻”思想中的民权曙光，“天道”信仰对权力的神圣制约，“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智慧——这些深植于“正儒”基因的现代性元素，无需外在嫁接，只需拂去历史的尘埃。

这是一场学术层面的正本清源，更是一场文化基因的重组实验。张炜将孔子还原为“一位谨慎保守的变革者、专制王权隐忍的抵抗者、活泼丰腴的人、感性丰盈的艺术家、最能够与现代沟通的思想家”③。

一、破除误读：“逆向影响”如何制造“伪儒”

《为孔子一辩》的深刻，在于楸出了“逆向影响”这个导致思想变形的幕后推手，正是它把孔子的历史形象变成了统治者需要的泥塑木雕。“孔子本人的影响再大，他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可他身后的读者却是无边无际的。一个人对无数人，当然是无数人影响更大。也就是说，一代代读者深深地影响了孔子、改变了孔子。”此论断直指文化传播的本质困境：思想一旦离开创造者，解读权便为众人所争夺。不同时代的人们各取所需，总是把原始思想改造成自己需要的模样。

孔子被扭曲的过程，被张炜层层剥开：战国时，孟子给“仁”镶上道德金边，却磨掉了孔子肯定管仲的务实智慧；汉朝时，董仲舒把孔子改造成皇权的护身符，“三纲五常”更是把双向伦理变成单向下跪；宋明时，理学家用“灭人欲”的枷锁锁住活泼的“仁”，连朱熹这样的大家也把活礼仪变成了死教条。书中犀利地指出：“统治者本身，只会倾心推动制造‘伪儒’的行动，他们对学术本身没什么兴趣、对孔子没什么兴趣，只对怎样使用学术和孔子大有兴趣。”统治者要的从来不是真孔子，而是听话的泥菩萨，这恰是历代制造“伪儒”的根源。这种工具化改造，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法典中达到了巅峰。张炜痛陈这种异化，认为：“‘伪儒’的产生，许多时候是有人故意为之；但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云亦云；或者心诚不灵，在认真寻觅的道路上不自觉地走偏了。”⑥

张炜冷峻地剖析了“伪儒”的生成机制，揭示出三个关键病理节点：其一，稷下学宫的陨落，是思想自由的葬礼。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让这个持续了150年的思想乌托邦轰然倒塌，其悲剧性在于确立了“以吏为师”的铁律，从此思想创造被捆上了专制枷锁；其二，“独尊儒术”的悖论，是读书人拿学问换前程的交易。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奏议，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共谋。儒家以思想垄断权交换政治话语权，代价是阉割自身的批判性。当儒学成为“国家哲学”，孔子“君子不器”的独立人格理想，便被“学而优则仕”的功利主义所取代；其三，从经学到科举的系统异化工程，只能生产认知囚徒；当知识沦为普身之阶，孔子的治学精神便彻底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