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作为言重言说的方式，或者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丢失了，它在近二十年的复现，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话语权和具有怎样的话语权是密切相关的。”①张炜的演讲既是话语表达，也如同一种写作方式，彰显着作家对文学创作独特的理解与解读。尽管演讲场景与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张炜始终坚守自我，不为迎合听众而改变演讲风格，并在演讲过程中表达出对当代文学发展及相关现象的见解，以自身写作经验剖析文学创作问题。在系统梳理张炜演讲辞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相关文学创作进行探寻，希冀能够揭示演讲辞与文学创作间的内在联系，挖掘其创作思想的丰富内涵与价值，为理解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新的视角。

一、诗性写作观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张炜全部创作的核心那便是“诗”。在限制中寻求创作的绝对自由，在规范中书写文学的真谛，这便是张炜诗性写作观的真谛所在。“诗性写作”是一种追求诗美效果的文学创作，这种诗意主要缘于作家内心对“诗性”的追求，因而在创作中，自觉向“诗与真”靠拢。

纯文学也是借助诗与思的对话来解决文学所面临的本质问题。与传统意义上诗性写作观、纯文学创作有所不同，张炜理解的“诗性写作”又是一种“纯文学”创作，在他看来，“纯文学就是纯粹的人写出的文字，是忠于自己，忠于生命的一种文学”②，张炜尤为重视文学作品内在的高洁，并把这样的作品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作品，他从纯文学的精神属性出发，对“诗性写作观”做出系统、完整地讲解。早在2004年，张炜在山东理工大学演讲时，便对诗性写作观进行了阐述，这之后，他在《纯粹的人与艺术》《纸与笔的温情》等大量的演讲中，都对此观念进行了论述。实质上，追求“诗性写作”的过程也是张炜顽强表达自己的过程，他理解的诗性写作，主要有四个特质：“具有回忆性质；语言极度个性化；不断得到重复出版；在较高的阅读层面上得到认可。”③而具体到文学创作的实践上，最为重要的便是主题上的回忆性质与语言上的极度个性化。

诗性写作在主题上具有回忆的性质。回忆性主题一直是中国现代以来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从鲁迅起便在整体上表现出回忆童年和回忆故园两种形态。它源于中国作家在现代历史中的心路历程，而在深层上，也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并昭示着中国现代小说诗化品格生成的真正根源。在张炜的文学创作中，始终不变的便是采用回忆性的主题，这一特质也是其诗性写作观的基础。2002年，张炜在中国海洋大学演讲的过程中，说道：“我们发现纯文学这个概念不管准确与否但是它仍然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回忆的属性。”④实际上，文学是回忆的性质对于文学与现实（过去的或未来的）的关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小说与动物》这篇演讲辞中，张炜以“外祖母”的口吻讲述了狐狸戏弄猎人的故事，并且真的相信狐狸可以幻化成人；在《留心作家的行迹》这篇演讲辞中，张炜讲述了他年幼时的诗歌启蒙兄长——“坡”的故事；葡萄园生活的经历；《古船》中的“老爷”

骑着马到处去还账，《家族》中的“外祖父”在马背上遭遇了暗杀，看似离奇的情节在张炜的作品中都重复书写，这都是张炜外祖父的缩影…这些童年经历，是深藏于张炜内心深处、并伴其终身的生活经验情感经验，是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张炜说：“纯文学作家一生的创作都有一种回忆的语调，即使是写当下现实，也离不开那样一种语调。”其实从心理学上讲，在每个作家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与众不同、极其独特、充满回忆的童年世界，它变成了长久留存在作家内心深处、并且永远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无疑是创作动力的重要源泉之一。

“诗性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文字艺术，张炜认为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起点，“一切从语言出发，一切依仗语言，一切通过语言”@，“语言差不多就是一切”°。对待语言，张炜始终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他极其崇拜语言，并将语言奉为神圣和神秘之物。他先后作《言说的细部》《谈谈语言》《数字时代的语言艺术》等以“语言”为专题的发言，在他看来，诗性的语言首先是极度个性化的语言，是作家的标签、是独一无二身份的象征。“其语言如果不是带有烈的个人的个人生命印记，不是他人所无法取代的言说方式，那就不能称其为诗性写作了。”？这种个性特质首先要求在写作过程中，做到简洁、凝练、朴素，他们从每一个字和词开始，寻求整部作品的健康。《九月寓言》中，挺芳的父亲是一位带着流氓气的高级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坐到理发的皮椅上不足三分钟，小美人已经哭成了泪人。”张炜没有直接描述工程师对小美人说话的内容，但从小美人哭成了泪人，可见工程师言语上的卑鄙与下流，这便是张炜语言上的高明所在。毫不夸张地说，张炜的“每一句”都寓意丰富、耐人寻味，他的人物语言贴着人物的个性与身份，又将老百姓的民间语言与官方的语言并置在一起，形成了既简单、朴素又幽默、反讽的语言风格。张炜语言极度个性化还表现在，注重对方言的调动与使用。

在张炜看来，“方言…这种连血带肉的泥土语言，往往是和文学贴得最紧的。”@例如：“哈里哈气的东西”这里“哈里哈气”实际上是普通话中傻里傻气的意思。

这是作家的母体语言，是作家的独特身份象征，是作家的根与魂，贯穿于作家作品的始终。但值得一提的是，方言虽然在张炜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位置，但他仅仅将方言中某些重要的元素、珍贵的东西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更多地遵循普通话的规范。由此可见，张炜的语言观不仅仅出于作家自身的考量，更是从整个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诗性的写作才能建立文学的高峰，才能站在整个思想力完美力等诸种条件综合筑成的山巅之上。”因而在其诗性写作观指导下，张炜力求在文学创作中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诗意的空间，他不再视纯文学写作为单纯地文学创作问题，而是进人了一种延续的状态，是从创作思想出发、进而延伸到对整个文学走向以及生命如何发展和表达的思考。可以说，诗性写作观代表了张炜最高的文学理想，也是张炜毕生的文学追求。

二、基于现代反思的“自然写作”观

张炜十分推崇将“自然”融人创作中的写作观念。在他看来，“自然写作”最大程度上揭示了文学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张炜的“自然写作”观既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还在于他对生态恶化的反思；不仅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期盼，又展现了他对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质疑。他与自然生命紧紧相连，“从‘自然’出发，来创造生命，创造艺术；从‘自然’出发，来观察社会，分析世界；‘自然’的生命就是张炜的生命，‘自然’的艺术就是张炜的艺术，自然—决定张炜的特质。”？

张炜的“自然写作”观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这首先表现在他的作品中透露着“内心深处对自然界生命的挚爱”？。“大自然，改变了我们……所以必然会在写作者笔下得到表现。”他如同热爱自己生命一般喜欢着大自然，在他看来，大自然不仅是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更教会作家进行创作，甚至让作家心存希望、懂得怜惜、让世界充满人情。”正因此，《半岛哈里哈气》中孩子们的游乐场所始终是无边无际的海边丛林；吴沙原誓死捍卫那闪着金光的矶滩角；《刺猬歌》打造了一片处处皆可如画的人间庄园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资源的毁灭。于是为了能更好地传达生命的质地、揭露人与自然的关系，张炜开始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也成为他“自然写作”的重要内容，这种写作观表现在对“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期盼”之中，更表现在其对“人类无边贪欲所引发的灾难”①的警示之上。在《数字时代的语言艺术》《我跋涉的莽野》《纸与笔的温情》等众多演讲辞中，张炜展现出对现代化进程的质疑；《艾约堡秘史》更是张炜用二十年时间全面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晶。当心爱的大自然遭到日益严重的侵犯和践踏时，张炜痛心疾首，“寻找最纯净的自然”这成为张炜笔下最神圣、最纯净、最和谐、最良善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