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深圳文学的印象是模糊而碎片式的。与已经具备成型文化想象的北京、南京等城市相比，光秃的城市前史和早年经济腾飞进程中文化建设的滞后，使得当下的深圳文学显示出浓重的创作焦虑。然而，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中的全新经验，深圳文化的丰富与驳杂程度又是前所未有的。如何把握这座时刻处在流动与变化中的大都市，建构起深圳独特的文学形象，对作家而言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2009年，邓一光从武汉迁居深圳，以2011年发表的《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为开端，他开始描绘在深圳这座大都市中形形色色的人与物，在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背后思考城市与人的关系，并忠实地摹写城中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焦虑。邓一光的深圳写作具有鲜明的辨识度，为考察“想象”当代中国城市的方法提供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范本。

一、“双城经验”与城市意识的转变

在当今社会，人们很容易拥有多个城市的居住体验。多样的城市经验能够帮助作家在比较和互看中辨认城市间的差异，也能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洞察隐没于建筑、习俗等物质符号之下的地域性文化特质和情感地理。

在移居深圳之前，邓一光成年后的多数时间在武汉度过，近三十年的武汉生活渗透了他对城市的基本认知。双城经验对邓一光城市书写的影响，既体现在对城市的重新审视与城市观念的转变，也使邓一光在“进城”叙事中更加注重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深度开掘。

（一）从“作为背景”到“成为问题”

纵观邓一光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武汉的形象是烟火气十足的、充满嘈杂与温情的老城区，人们延续着传统有序的生活模式，这样的武汉“既不在热闹的时尚中，没头没脑地捕风捉影，也不蔽帚自珍，恪守早已没落了的文化传统。”①由于身在其中，邓一光对武汉的观察更多是出于“城里人”无意识的自觉。武汉对他而言更多地意味着上演人间百态的空间背景，而非被审视的对象本身。

张卫中在讨论作家经历与城市意识时指出，城市意识不是自动产生的，正像没有黑就无所谓白一样，城市意识也只能存在于它和乡村的差异中。城市意识只能由他者的视野创造出来。②一个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作家往往对城市的特点视而不见，而真正能在差异中辨认城市，把城市当作“城市”来写的往往是城市中的“外来者”。这一观点虽说是在论述城与乡之间的关系，但其内在的逻辑完全可以挪用到两座城市之间。邓一光的武汉书写伴随着既往经验的堆叠和习以为常，很难产生跳出日常经验的新意。而从武汉到深圳后，这种双城经验的参照使得邓一光表现出了明显的“城市意识”，能够从城市阵营的内部辨析该城市的独特纹理。

与前期的武汉书写相比，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显示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在书写对象、风格特色、叙事模式等方面，邓一光描摹两座城市的区别都显示出作家自身对城市理解的深人，例如从对武汉风情民俗的温情描绘到对深圳生活中时间、空间的强调，从对个体经历的描写到对时代普遍心灵病症的关注、对人与城之间的疏离与陌生感的侧重等。在邓一光的笔下，城市不再是理所应当的故事发生环境，而是充满含混、歧义和悖论的问题本身。

武汉的前经验为邓一光提供了把握都市独特性的基础和视角。他在接受访谈时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得和四周打个招呼…然后我得留心看看所在地的情况，别的生命都怎么生活，他们是谁，生物链的上下端都有谁，怎么制定规则，由谁制定，可不可以改变，如何改变。”③外来者的身份使他得以毫无保留地展开打量，将深圳的自豪和犹疑收归眼底。也正因如此，他才可以透过繁复生活的表象，将目光投射到生存欲求和精神孤独这一都市永恒的议题，深入剖析现代都市的发展理念与成就对个体造成的影响。除此之外，邓一光还敏锐地观察到这座人为的后发现代化都市自身，也正与它的新移民一同对自身的前经验怀着深深的焦虑和迷惘，“城”与“人”共同经历着文化焦虑与身份认同的困扰。这是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为当代城市文学提供的全新资源。

从“文学武汉”到“文学深圳”，邓一光在作品中接续了此前创作中对动植物的关注、对城市历史和地标的留意。在保留自身创作风格的同时，深圳人的时间焦虑和精神压抑，城与人对自身前经验的迷惘与纠结，以及这座移民城市中个体难以消弭的孤独感，都深化了邓一光对城市的认知和理解，促进了从“作为背景”到“成为问题”的城市意识的转变。这一转变既是个人写作史的成长，也反映出当代城市文学中城市意识的进步和发展，暗含了新的城市文学的内在要求。

（二）“进城叙事”模式的更新

从1980年代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开始，“进城者”成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形象，其悲剧命运几乎成为其后城市文学固定的叙事模式。在“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热潮中，后来的进城者成功地进人了城市，但却沦为城市底层的被压迫者。这一叙事模式在邓一光早期的小说中也有体现，如发表于2000年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一时期的城市被看作是罪恶、阴暗的渊薮，外来者身份的闯入、自身受到的“他者”审判，以及谋生过程中的焦虑与冒进、底层无产者的艰难处境，都使得进城者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血汗工厂、工地卖命、地痞流氓成为进城叙事的常见情节，进城的结局也注定是失败和退回。

十年后，邓一光来到深圳。彼时，源源不断涌入的城市建造者用“进城”来形容已经不够准确，赶赴深圳的人在经济能力、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跨度之大、范围之广，已经形成一种“移民潮”，这些移民（或称新移民）群体主要由知识精英、农村打工青年、下海经商者组成④，显示出更大范围的，具有政策和时代特殊性的流动。与此前进城叙事“由乡入城”的固定流向和进城者单一的身份构成不同，“进城”的范围和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它不再被视为城与乡之间的对立，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书写空间。

在总结邓一光的双城经验对深圳书写的影响时，值得注意的是，邓一光是作为“深圳”的“他者”，而非“城市”的“他者”来书写深圳的。对这一细部的辨识显然相当重要，它意味着作者是在把握不同城市的形象和特点之上的观察。与当代文学中普遍的“乡村—城市”或“县城—城市”的书写模式不同，从武汉移居深圳的邓一光显然已经可以用一个典型“市民”的眼光打量这座新兴的大都市，以一种内在而又旁观的“他者”视角观察着深圳。

之所以称这一视角“内在”而“旁观”，一方面是因为明确的“他者”意识使得邓一光能够对深圳进行由表及里的建构和叙述，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构型和想象；另一方面，双城经验使得邓一光能够绕开城市间的共性，辨识出深圳与其他城市的区别，从而审慎地深入辨别城市的内部肌理。他眼中的深圳更值得挖掘的是其之于武汉或其他城市的区别。因此，摩天大楼、大型商场等普遍都市景观已经不再引起邓一光的惊异，他对奢侈品牌、流行词汇、高新术语也信手拈来。邓一光真正的好奇之处在于捕捉这座拥有奇迹建城史的现代化都市所散发的独特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