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工业小说以其现实主义特性，承担着弘扬产业工人精神、记录时代发展脉搏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深刻的互动关联。20世纪80年代，随着《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的涌现，工业题材创作开始突破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化叙事，将改革阵痛与个人命运相交织，机床的轰鸣声中首次融入了人性的温度。进入90年代，谈歌的《大厂》系列以现实主义笔触记录国企转型的艰辛，在工业场景中植入深刻的社会关怀。这一时期工业小说的显著特征表现为试图在制度变革与技术革新之间，寻找工人阶级的精神坐标。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文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叙事挑战。一方面，《国家订单》《复兴之路》等作品尝试以史诗格局呈现中国制造的崛起，但另一方面，这些小说也逐渐陷入了某种叙事困境，“时至今日，工业写作的最终目标指向的仍是发展中的工业建设，而非具体的人的发展与需要。”①要而言之，当代工业文学写作普遍存在着“技术物化”与“人文贫血”的双重症候：或是沉溺于技术细节的机械再现，将文学作品降格为行业说明书；或是陷入英雄叙事的窠白，将丰富复杂的工业现实简化为道德教化的载体，丧失了文学最根本的情感温度与审美品格。在这种背景下，工业题材创作始终面临着“钢铁如何去歌唱”的创作难题。于此而言，2024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姜铁军长篇小说《云端上的歌》为中国当代工业文学的书写提供了突破的可能：首先，它创造了“技术—诗学”的复调叙事语法。不同于以往工业文学对工业场景的单一再现，姜铁军将电网转化为“五线谱”，将架线作业升华为“云端刺绣”，这种隐喻转换不是简单的修辞装饰，而是通过赋予工业物质以诗性品质，实现了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的本体论融合。其次，小说发展出“记忆一工程”的双螺旋结构。作者让川藏公路的筑路记忆与电网建设形成跨时空对话，将时代精神涵载于不同历史时刻的共振之中。这些创新使《云端上的歌》呈现出了独特的文学品质：“电网”既是物理存在，又是文化符号；“建设者”既是技术主体，又是历史见证人；“工程进展”既是现实过程，又是记忆载体。这种三维一体的叙事模式，为破解工业文学“见物不见人”的困境提供了全新路径，也为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开辟了更丰富的表达可能。

一、精妙的时间编织与多元的空间赋义

“时间”与“空间”是小说叙事的两个重要维度。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一书中曾说到：“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云端上的歌》在叙事方式上具有极大的创新，具体表现为，作者将精妙的时间编织与多元的空间赋义相结合起来，让小说的“时空体’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内涵。

小说开篇即以《新闻联播》的一则报道拉开序幕：“11月23日，世界海拔最高、海拔跨度最大、自然条件最复杂的输变电工程一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竣工投运”③，随后作者将笔锋一转，回溯至建设初期的艰难筹备——这种“从结局倒叙过程”的独特手法，不仅颠覆了传统工业叙事的线性逻辑，更让“成功”与“奋斗”形成了戏剧性对话。借用热拉尔·热奈特的说法，这样的叙事方式属于典型的“预序”④。但与常见的“预示性预叙”不同，此处采用的是“揭示型预叙”——直接将结局呈现给读者。这种大胆的时序变形构成了悬念的逆向建构：先展示结果，引发读者对过程的追问，并通过成功场景与后续艰难过程的对比形成叙事张力。这一看似反常规的结构安排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主题思想建构。通过将工程成果前置的叙事策略，小说首先在美学层面完成了对工业文明的礼赞——捧着格桑花的新娘将冰冷的工程成果升华为诗性存在，从根本上打破了“工业与诗意”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这种“未来引领现在”的叙事时序，无形之中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工业精神的最佳隐喻：引子中电网峻工投运的辉煌场景与正文中生死风雨夜的困境形成辩证对话，暗示中国工业精神已从“苦难叙事”转向“成就自信”。作品以叙事形式本身的变形，暗示了传统工业文学叙事（一步一步地艰苦奋斗）的线性逻辑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是以笃定的成功回望奋斗历程的方式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制度自信，同时，这样的叙事手法也重构了工业题材创作的思想维度—一电网铁塔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凝结着文化密码和精神图腾的现代性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开篇的成功场景超越了简单的叙事技巧，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工业文明特质的思想锁钥，其以形式创新完成了主题表达的创造性转型，为新时代工业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启示。

除此之外，小说还运用了“外倒叙”的叙事方式。外倒叙指回溯到主线故事开始之前时间的叙述，其功能不仅是补充背景信息，更在于创造过去与现在的共鸣效应，将时间顺序转化为有意义的结构。当主线故事刚刚展开到电网工程动员招募时，叙述者突然通过秦志方爷爷的小木箱插人川藏公路建设的回忆：“1950年2月，筑路大军奔赴雪域高原整整修路四年，硬是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修建了西藏自古以来的第一条公路”。这种“外倒叙”手法的运用，不仅拓展了叙事的历史纵深，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两路精神”（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修建精神）与电力建设之间的精神谱系，制造了“时间上的共鸣效果”。而最后一章作者将两路建设桥墩浇筑时牺牲的战士的形象与2017年奋战在输电线路工地上的建设者们相并置，时间被压缩成一个“当下即永恒”的叙事瞬间。那些1950年代的牺牲者通过钢钎、桥墩等物理存在，持续介入当下叙事，最终证明真正的工业史诗，永远是过去与现在、钢铁与血肉的交响。七十年的历史跨度被压缩成一个震撼人心的叙事瞬间，两代建设者的精神谱系在时间折叠中完成了传承。通过预叙与外倒叙的辩证交织，姜铁军不仅缝合了历史记忆与当代实践的时间裂隙，更使藏中联网工程升华为一条横跨七十年的叙事“电缆”。那些被外倒叙唤醒的记忆，与预叙昭示的未来荣光，最终在叙事的强磁场中汇合成同一个永恒的瞬间：中国工业文明的诗意本体。

除此之外，《云端上的歌》的空间也并非故事发生的静态容器，而是充满诗学张力的动态场域。小说以高原上的电力施工现场为叙事核心场域，凭借精妙的多线索叙事策略，将镜头延伸至童香梅支教果洛学校、远在济南的等待秦志方消息的爷爷和杜丽颖以及朝圣路上的纪录片拍摄现场，构成了一个立体交织的空间叙事宇宙。如，在电网建设现场与果洛小学的叙事切换中，“钢铁森林”的技术理性与“格桑花开”的教育理想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藏中电网不再只是冷峻严肃的工业项目，而成为连接现代科技与民族文化的精神媒介，两个看似分离的场域，通过物品流动与情感共鸣，建构出超越地理限制的意义网络，更展现出工业文明与人文关怀的深刻辩证。济南空间与高原工地的时空对话，则展现了更为复杂的代际情感图谱。秦志方在雪域之巅的技术攻坚与祖父秦玉勇在济南家中支持与等待，形成一组极具张力的叙事对位。一份又一份的《西藏日报》、木箱子中的老照片、日记本扉页上的两路精神，这些跨越时空的叙事媒介，印证了福柯所谓的“异托邦使物品脱离原有语境获得新语义”的论断，使两个时代的工业符号在异托邦中完成了非共时性和解。这样的叙事手法不仅将1950年代的筑路传奇与21世纪的电网奇迹相勾连，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精神传承。除此之外，在整个文本的空间描绘织体中，袁潇雨的纪录片拍摄看似没有和电网建设产生密切的联系，但如若细究，则可发现，这个看似游离于电网建设主线之外的叙事装置，实际上也承载了多重深刻的叙事功能和思想内涵一朝圣者的足迹、虔诚的长叩，这些看似与铁塔无关的画面，在深层次上构成了作者对工业文明的另一种诠释—当他的镜头与秦志方、杜丽颖在318国道上偶遇时，两个画面产生了惊人的“互文性”：一面是虔诚的信徒，一面是甘愿奉献的送变电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在海拔五千米的极端环境中，展现出的是同等的精神强度。当电流声与送变电人的歌声在同一座铁塔上共鸣时，异托邦完成了它最壮丽的和声。就此而言，这些看似游离的空间画面展现不仅打破了工业题材“技术至上”的叙事成规，而且构建起了科技与人文的真正对话。在这个充满灵韵的叙事设计中，我们看到的是当代作家对工业文明最为深刻的思考：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对传统的替代，而是在钢铁森林中重新发现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