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0岁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在9月下旬第五次来到中国。2024年，他出版了最新的小说《长岛》，这是此前的《布鲁克林》的续集，讲述了1970年代主角艾丽丝回到故乡爱尔兰之后发生的故事。

作为英语文学界极富才华的作者，托宾始终保持着写作的动力。从199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南方》，他迄今已经出版了11部小说、10部非虚构作品—这里面还不包括几本诗集、戏剧、短篇集和众多的评论文章。他本人也得到了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科斯塔最佳小说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得益于他在中国的编辑彭伦近20年来不间断的努力，他的几部重要作品几乎是以与英文世界同步的速度，在中国内地陆续出版，为托宾奠定了长期而持续增长的读者基础。

托宾擅长在小说作品中描绘日常生活以及人物的心理过程，这些描绘是如此具体，甚至有时显得琐碎。在他笔下的爱尔兰小镇，人们的日常生活显得稳定、牢不可破，既有着熟人社会的彼此关照，同时也充满了小镇生活的闲言碎语；他的人物则总是有着隐忍的特质，有时显得思虑过多。

也许正是这种对于小镇生活的描述，获得了中国读者的普遍共鸣。在2009年出版的《布鲁克林》中，故事主角艾丽丝在1950年代离开了小镇恩尼斯科西，来到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并在家乡与新世界之间犹豫徘徊。就像许多中国年轻人那样，艾丽丝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生活成了他们离乡背井在当代大城市工作的内心写照。

在托宾的书写中，作者始终处于退出的状态，而故事会随着主角的生活推进，主角在每天的生活中会面临一个个微小的选择，也需要对周围人的反应作出回应，大的时代背景变迁化作了生活中每一个普通的瞬间。

正是这种作者始终“不在场”的书写，使得托宾笔下的主角总能像那个时代里那个小镇上的一个女性或男性那样思考、说话和行动，而非一个作者本人思想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他的书写里充满细致的日常生活的观察，这种对生活的描绘，来自托宾在现实生活中的兴趣。在宣传《长岛》期间，他向悉尼的记者推荐本地的服装店，向英国的记者讲述自己的秃头不好找理发师，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磁吸眼镜，在成都的分享会结束后了去服装店买衣服。

相较于分享生活中的观察，他不太乐意将个人经历与感受直接表达出来，即使在采访中也是如此。在一次路易斯安那频道（丹麦路易斯安那国际文学节在视频平台上开设的著名文学艺术访谈频道）的采访中，他谈到以母亲为原型的小说《诺拉·韦伯斯特》时，承认了自己的痛苦：将私人生活用虚构或改造的方式写出来，“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或者说，它让人厌恶”。

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造就了他的写作风格，和那些总能引发读者共情的瞬间—这个人又度过了不容易的一天，但世界并未照顾到她/他微小的痛苦，还在照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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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关于《长岛》，我开始读的时候有点吃惊，因为在托尼出轨后，似乎一切仍然如常，没有人谴责他。这是因为艾丽丝是一个1970年代的女性角色吗？

T：她作决定、采取行动都很慢。换句话说，一旦她决定回家，她不是回去两周，而是整整三个月。对她丈夫来说，这三个月就是一种搁置。也许她会离开，但她并没有说“我要走”。所以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她也没有邀请他同行。她对他做的，不是说“我要走了”，而更像是“我也许会走”，这更难承受：如果她不回来，孩子怎么 办？

一切都源自最初那桩事：托尼让别人YiMagazine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YiT怀孕了。这是一组非常特殊的情境。一听说托尼的事，他的母亲就想保护他，在她眼里，艾丽丝根本不重要。对她（托尼的母亲）来说问题只是“托尼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艾丽丝突然意识到，在这些人眼中，她做什么、想什么都无关紧要。她以前从没这样想过。

于是她去了爱尔兰，处在一种“也许我再也不会回去（美国）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心态里。孩子们也不知道。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大家都在“护着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