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企业治理得如何，既影响自身发展，也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十五五”时期，大型企业在以治理先进性为目标，持续加强公司治理这一企业运营“基础设施”的体系化建设的同时，需要注重公司治理建设与企业战略的匹配，使之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制度支撑

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提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导意见，并明确了5年和10年的主要目标。该《意见》是我国首次针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指引，也是1993年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来，继1997年对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化阐述之后，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内涵及范围的进一步的体系化深化和拓展。

自20世纪90年代公司治理概念提出以来，全球在公司治理的原则、指引、实践和总结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对公司治理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比较普遍认可的理解是：第一，市场参与主体不论所有制为何，只要其在产值、就业、资本积累、资源配置等方面占一定体量，就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其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对其他市场参与者，乃至整体经济增长，都有或正面促进，或反面抑制的显著效应；第二，公司治理和其他基本法律制度（例如公司法、证券法等）以及政策环境（例如营商环境、融资环境等）一起构成各类市场参与主体运营的基础，称之为基础设施也不为过，例如2016年《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在序言中就指出，“公司治理旨在营造一个讲信用、高透明度和问责明确的环境，从而获得长期投资、金融稳定和商业诚信，进而支持更强劲的增长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中国企业，“十五五”时期，应如何把握公司治理建设重点、推动企业发展再上台阶？

公司治理发展并不平衡

回顾10年来的公司治理发展，不同类型企业的公司治理发展并不平衡。

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对公司治理的外部性、基础性和体系性都缺乏理解，例如认为公司治理只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对公司治理的目标考量仅限于合规，而非有效；还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对公司治理的理解仍然仅限于“三会一层”加上董事会委员会，缺乏对公司治理与战略、风险、内控、合规、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联性的理解。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大量民营企业受困于家族式管理、代际传承风险、产权制度模糊等治理短板；不少上市公司存在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不够、董事会和独董独立性不高、机构投资者参与治理少等问题；不少国有企业长期存在政企不分、机制不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