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5年8月，我从上海去吉林乡间，迁出农村户口，取回留存在农民家的书籍和杂物。叶德美早已迁入长春，在改革京剧的口号下，伴奏已改由西洋乐队担任，他的小提琴长技得到用武之地，大家钦慕不已。卓祥江凭着篮球绝技，成为梨树县篮球队的主力和教练，并在那里组建了美满家庭，引起大家的赞美。为了离在北京当医生的三舅近些，我的知青好友姚大卫和妹妹去了河北农村。滞留在乌兰大队的知青已主要是一些女生了，例如二队的王亚芬、九队的汪莲英等，男生中似乎就剩八队的林清平了。我为这些知青感到不平，他们在农村已待了整整七年，竟没有招工单位要他们。

获知大队缩减了知青点，将他们集中在大队部附近，我便去探望他们。令我感动的是，他们见我到来，热情依旧，拿出珍藏的最好食品与我分享，又伤感地说：“我们一直在等待命运的转机。但是，只见时间的流逝，却不见希望的降临。本以为你家阿婆百年之后，你总还要回来，会陪陪我们。不料，你也要远走高飞了。我们为你感到高兴，但是，我们难道就要在这里老死吗？”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十分难受。集体户里弥漫着悲观的气氛，沉重得使我透不过气来。看着大家为我精心准备的食物，我不知如何感谢他们，更不知如何安慰他们，只好强颜欢笑，提起精神，说：“再次见到大家，我好开心。你们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食品招待我，这份心意，我十分过意不去，完全理解大家此刻的心情。说实在的，这几年做梦都没能想到，竟突然出现转机。也许，苦到尽头，就只剩反弹了。此时此刻，大家只能保持对未来的期盼。物极必反，谁知道，也许走得越晚，反而有越好的归宿呢！我就是一例。”一位女生听了，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有些呜咽地说：“你这次可是进北京啊，还能有比进北京更好的去向吗？要有的话，那就只有回上海了。我们真有回上海的机会吗？”我断然地说：“只要好好活着，一切皆有可能。”

其实，我对此话并无信心，但那一刻，我觉得只有如此说，才能多少驱走一些笼罩在集体户上空的沉闷和消极气氛。大家勉强振作起来，说：“希望你的话能够早日应验。”之后不到两年，由于政策松动，这些知青竟陆陆续续以各种理由获准回到上海。1979年秋，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一天周末，我和女友在熙熙攘攘的淮海路上闲逛，突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叫我和女友的名字，转身一看，竟是王亚芬。1975年我去公社迁户口时，她热情地招待了我，但也是对未来最悲观的女生之一，此刻的她已判若两人。看到她一脸喜色，我问她：“调回上海了吧？”她说：“托你金口，不但调回来了，而且，明天就要去香港探亲了。临走前，有很多事要办，不料还能见到你们，真是太巧了。”我听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说：“不是跟你说了，乡下那地方，人人想离开，离开得越晚，去的地方就越好。”她笑得合不拢嘴，频频挥手，向我们告别。

话说离开六合屯的那天，生产队见我有个破箱子、许多书和一些零碎行李，便好心地派了马车送我去公社总部。我向知青办主任老崔告别，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为我的境遇终于得到改善而高兴……我利用从吉林四平返回上海的机会，途中去了一次北京，向父亲报告迁户口的进展，以及阔别三年之后在公社里的所见所闻。我对父亲的新家充满了好奇，这是我即将长居的地方。听我详细描述了滞留乡间的知青窘况后，父亲万分感慨，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一年多以后，“四人帮”被抓了起来。之后差不多有两年的光景，父子两人都变得很忙。1977年春天，我和父亲聊了自己的“文革”遭遇，并约定有空再聊聊知青往事，这个打算无形中拖了下来。两年后的1979年春天，我有机会为董辅礽当翻译。他对人民公社本质的揭示，使我震惊不已，也使父子之间有了重提知青话题的契机。拖了这么久，并不是父亲对知青话题不感兴趣，父子俩都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这个话题在我家特别沉重，使他有点不敢轻易提及。他出狱时，五个儿子全部在农村苦苦挣扎，对此他心中的凄苦一言难尽。

他在狱中待了那么长时间，满耳听到的尽是对“上山下乡”的赞美之词。即使产生疑问，身处铁窗之后的他，也无从弄清真相。一度，他甚至觉得，既然有这么多知青在农村奋斗，自己五个孩子全在农村生活这一事实，似乎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他以此宽慰自己，又以此去宽慰五个孩子。后来，他用“独留”的名义把我调入北京，却无力改变其他孩子的命运，对此，他深感无奈。自幼在长沙乡下老家生活的二哥，常常当着他的面抱怨自己生活的凄苦。我也会时不时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父亲渐渐觉得，自己再怎么辩解，也苍白无力，且违反了他心中原有的认知。也许，我们的某些话触动了他的心弦。

父亲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最后在大城市才获得展翅高飞的机会。多亏好友廖宗泽的及时推荐，他到了江浙沪一带的城市，先在杭州，不久去了南京，最后到了上海，有了大展身手的舞台。母亲从宁波乡下出来，先到复旦求学，后面才有去上海立信高级会计学校执教的机会。母亲的贵戚方善堉先生，同样是从宁波乡下走出来，到了上海，才获得施展才能的舞台，成为经商有成的富人。与父亲同时代的人中，大凡被乡亲视为成功人士的，无不走上了这样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他们的道路暗合文明进程的大方向。

二

1979年春天，社科院来了一对外宾夫妇，外办要我陪他们去参观访问位于月坛附近的经济研究所。在庞大的社科院系统中，经济研究所不说是最重要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之一。赫赫有名的所长许涤新因为年迈，平时不来上班，于是，副所长董辅礽便成了实际主持人。他应外宾之请，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谈到农业时，董辅礽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农业仍然十分落后，主要原因是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相当的震惊，同时也产生犹豫：是翻译还是不翻？董辅礽善解人意，鼓励我大胆照译，并马上作了详细说明。外宾听我在翻译中竟用serfdom称呼公社，也大为惊异，要我向董辅礽确认，这是否为他的本意……老实说，我害怕万一误译，造成国际影响，对董辅礽、对我自己都会产生严重后果。毕竟，我曾被关过牛棚，吃过无数的亏。外宾听了我的翻译，表示讶异。小轿车从北京饭店接了这对外宾夫妇，沿长安街西行，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们目睹毛泽东纪念堂即将完工。

巧上加巧的是，1977年和1978年，我与两位北大老大学生有了交往，一位是何维凌，一位是陈一谘。他们有丰富的农村经历，又喜欢讨论农村改革，无形中，等于帮我温习和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我与何维凌相识于1977年，他从江西农村回到北京不久，就成了秦德君老太太的入赘女婿。这位老太太当时是我父亲的近邻。善于社交的何维凌很快成了我家的常客，晚上常来找老父聊民国轶事。我父亲白天去政协上班后，家中全天没有闲人，他觉得在我家比在岳母家更加无拘无束，也会来我家长聊。有时，他还约来他的一些密友，讨论的主题十分多样。但他喜欢谈的还是他的农村经历，包括“文革”中在江西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以及1963年底作为工作组成员去农村参加“社教”，访贫问苦时的所见所闻。

1978年，陈一谘从河南乡间归来，何维凌将他的这位好友作为奇人介绍给我。他曾在河南担任过公社干部，回到北京后，就想认真总结公社制度的得失，谋划推动农村改革。何维凌成了他的主要参谋。尽管人人议论公社的问题，经济专业出身的董辅礽的理论概括能力显然超越了理工科出身的何维凌和陈一谘。

董辅礽的观点，我是当作大新闻告诉父亲的。父亲听了，觉得这个观点来自这样一个有身份的学者，应该格外尊重。不过，他十分谨慎，并未立即表态。毕竟，他对1949年之后的农村可以说是毫无了解。过了好几天，估计作了认真的思考，甚至和他的战友、同事讨论后，才对我说，他想更多地了解我在农村的经历。

三

自从母亲去世，家道中落，我们一家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因而在城里人中，我应该算是比较容易接受农村生活方式的。可是，当时见到农村的贫困和闭塞，我还是震惊不已。城乡间的巨大反差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构成很好的回忆素材，值得在父亲面前细说。下乡后，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东北农民的衣食住行。先从农民的衣着说起吧。当时的服装款式从城市到农村几乎千篇一律，不外乎中山装或者军装。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衣服和东北农民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在颜色上有些不同。上海知青偏爱蓝色或军绿色。农民，特别是老农民，偏爱黑色。不下地时，未婚的农村姑娘会穿得花花绿绿一些，甚至抹一点胭脂。下地时，她们一般也换成了深色衣服。如果一群农民远远地迎面走来，常常难以分辨男女。走近后，才会注意到有的妇女头上包着头巾。

老乡和上海知青的穿衣款式虽然区别不大，穿法却有显著不同。男社员喜欢光着膀子直接穿棉袄，再用草绳将棉袄在腰部绑住，以便留住体温。这种习惯的形成，既与东北早晚温差较大有关，也有出于省去内衣费用的考虑。这样，只要干活一热，就能迅速脱了棉袄，光着膀子干活，一般上海青年难以养成这样的习惯。不过，社员中，文化程度越高，穿衣的习惯越接近城里人。我们刚到乡间，路上还有残雪和冰块，尽管有棉衣棉裤，但在从公社总部去大队部的途中，我们在马车上还是冷得瑟瑟发抖。农民们披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双手插在衣袖中，跟我们在一些老电影里见到的农民形象几乎一模一样。于是，我们也学着农民的样，将双手插进棉袄的袖子里，甚至将草绳扎在自己的棉袄腰身上，以减少体温的流失。若在上海，这种模样是要被骂一声“乡下人”而遭到嗤笑的。

在吃的方面，东北农村和上海的差别就太明显了。到农村的第一天，我们就闹了一间笑话。那晚，有人把我们一群知青领进一个热气腾腾的泥屋，说饭一会儿就好。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只见炕上放着小矮桌，后来知道是炕桌。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作了自我介绍，原来是大队和小队的一些干部。他们要我们脱了棉衣，坐到炕上去。他们也坐了上来。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在炕上盘腿坐下。炕烧得很热，坐了不一会儿，热流便流遍周身，把一路的疲劳、困顿驱赶得无影无踪了。不过，盘腿而坐还是生平第一回，一会儿就觉得双腿发麻，不得不经常挪动位置。我们和老乡聊着，一群大妈则在灶间里忙碌着。她们不时进来，在炕桌上放下碗筷和一些食物，例如酸白菜、干枯的大葱、切成细丝的芥菜以及装着一些深色糊状物的小碟。后来知道，糊状物是大酱。当大妈们最后端来一个装满金黄色食物的大盆时，我们欣喜若狂，以为是蛋炒饭。老乡感到好笑，解释说，这是小米饭，在青黄不接的四月，这已是最好的食品了。我们竟如此无知，顿时觉得好尴尬。老乡在小纸条上撒一些烟叶，卷成喇叭状，递给我们，说这是世上最好的卷烟，是俄国人传给当地人的，称哈嘛烟，一定要我们尝尝。那烟味非常强烈，我被呛得不停地咳嗽，农民们却乐了，说习惯了就好。

从第二天开始，炕桌上就只有玉米饼子和高粱米饭了。好容易熬到秋收时分，生产队给每人发了一斤大米和一斤麦子，大家激动了半天，不知该怎么吃才对得起久别的细粮。大米是队里用玉米和高粱去产稻区换来的。小麦倒是队里种的，不过，大部分要卖给国家。队上要我们把小麦和大米留着，好过春节。可我们想，春节总要回上海和亲人一起过的。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到细粮了，怎么挡得住自己的馋劲？没过多久，大家寻了种种理由，把细粮吃个精光。为了把小麦变成面粉，我记得还背着小麦去磨坊。管磨坊的是队里的宋保管。他拉长了声调问：“你们想要面白一点呢，还是黑一点？”他的声调显然在嫌我们这群上海青年败家，春节没到，就来磨麦。我们想当然地说，白一点吧。结果，他不知对磨做了什么调节，小驴把麦子磨出来后，我们才发现，每斤小麦去了麸皮后，只剩不到八两的白面了。这才后悔，小麦不能磨得太白。我们包了饺子，一顿就全吃完了，还觉得没吃饱。算算，肚子里已经半年多没有进过什么油水了。

我们刚到生产队时，村里没有现成的空房可供我们知青使用。生产队把我们三三两两地分到农民家里。接待知青的，都是村里百里挑一的殷实农户，不但出身可靠，还精明能干，因而住房相对宽敞整洁些。这种农户一般有四间房，进门的一间是灶间，灶间两边通向东屋和西屋，分别是一开间的和两开间的，都建有火炕。

我们知青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称为集体户，共有四间。其中一间作灶间。灶间的东边一间是我们三个男生的寝室。灶间的西边有两间，是女生的寝室，有李美莲、殷依明、杨荷洲、魏辉辉、汪莲英、桑玲玲、倪妙华和郁小兰等。我们靠灶间的两口铁锅轮流做饭、烧水，让东西两边的火炕都能获得供暖。遇到特别冷的冬天，晚间还要在灶膛里专门放入玉米芯、小米壳之类的额外柴火，才能抵御低温。尽管这样，早晨醒来时，口中呼出的热气，还是在我们男生的胡子上凝结成了白霜。洗脸时，又发觉毛巾变得像硬纸板一般僵硬，原来毛巾中的水分已经结成了冰。

一年后，我们盼来了公社早就答应提供的木料。生产队也知道，应该赶紧让我们迁出农家，因此，赶紧在村中心为我们划定了宅基地，又派了社员去辽河滩边制作大批土坯。社员用水、黏土，加上剁碎的细麦秆，搅拌成黏性很强的泥团，用力摔进长方形的木制模具中，抹平后，置于烈日之下暴晒。几天后，一块块土坯就成形了。其间下过一次暴雨，队长发动社员和我们一起冒雨直奔河滩，用塑料布覆盖土坯。大家浑身湿透，所幸土坯完好无损，没有耽误盖房。

队长又让队里的木工将木材加工为大梁、椽子、门、窗、门框和窗框等。盖房那天，晴空万里，正是施工的好日子。农民一早用马车运来许多黄土，将我们的宅基地垫高，夯实、夯平，以防日后在地基附近积水。地基垫高后，农民沿着地基四边，用土坯一层层地砌起四面大墙，有一人多高，并在南墙和灶间的两边预留了门、窗的位置。农民在东西两头的大山墙上安放了大梁，又在大梁的南北两侧安放了许多平行的椽子。椽子的一头钉在大梁上，另一头则架在南北两面的墙上，形成缓坡，以防雨水在房顶滞留。农民将编得密密的高粱秆固定在椽子上，作为房顶的基础，又在上面抹了好几层碱土，说是不易被水渗透。

盖房那天，生产队派来了队里最能干的劳力。早日搬进新房，是社员和我们知青的共同心愿，因为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所以，这些社员的动作十分麻利，仅用一天，新屋就落成了。我们知道，从此要过自食其力的日子了，对房东一年来的照顾表示了感谢之后，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家。我们的生活质量立即有了显著的改善，终于可以按上海的口味做饭、炒菜，可以用温水洗脸、洗脚，而不用顾忌农民的抱怨。他们自己几乎从不洗脚，也很少洗澡，却以不能浪费柴火为由，经常暗示我们不能大手大脚，需要向他们学习勤俭持家的好习惯。到了晚上，我们也不用为了省油，或怕打搅农民的美梦，不得不早早爬上火炕闷头睡觉，大家可以尽兴地看书、拉琴、写信和聊天。

不过，新屋建成后，我们的焦虑也大为增加。只要雨水几天不停，大家就开始忧心忡忡。如果下的是暴雨，就要担心院子积水，泡软墙根，引起房屋倒塌；如果下的是绵绵细雨，就要担心房顶的碱土变稀、流失，引起室内漏水。遇到“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窘境，我们只能用脸盆和碗杯接水，还不时要将积水倒到院后的深沟。如果炕面被滴出洞来，就会满屋是烟，难以呼吸。严重的话，炕都可能倒塌，晚上会无处睡觉。若滴水落下之处不在炕面上，仍然要用脸盆接着，不然，雨水汇集在墙根处，一样会泡软墙根，引起房塌。记得有一次，在风雨交加中，西面的大山墙竟轰然倒塌。幸好那是两开间的屋，炕梢处无人睡觉，没有伤到人。我们这才体会到以前借住在农民家的省心，感觉当时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段时期，一有风吹草动，农民爱家心切，会立即行动起来，冒着风雨挖沟，将水引往院外的深沟，或者用梯子爬上房顶，用塑料布盖住漏水处，并压上石块，室内便立即停止滴水。

在说了衣、食、住之后，说几句关于行的话。平时，无论去邻村，还是去大队部，或公社总部，只能依靠双腿。农村的路本来就高低不平，马车来往，压出深深的车辙，更使步行变得危险。如果不小心踩到车辙中，不是被绊倒，就是扭伤脚踝。遇到雨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行走时更要小心，以防滑倒。所以，我们很少外出。下工后，一般就待在集体户中。下雪天，由于积雪很厚，我们靴子的鞋帮又不够高，积雪进入靴内，就会弄得双脚又湿又冷，大家也就更少外出。后来，我们发现辽河北岸的村子不但开有小卖部，有酱油和细盐等出售，还有汽车站，直通郑家屯这个小镇，比去公社总部要近许多，大家兴奋了一阵。但是，过河需要等待摆渡，船夫又常常不知去向，这种不便使人渐渐也不愿再去。

队里的车把式常有去三江口的任务。那里有一个铁路小站，搭上慢车后，便能抵达四平。于是，这条路线便成为大家的最爱，凡要去四平或上海，就找马车代步，不但不累，时间上也省了许多。大家和几个车老板都尽力维持友好关系。记得我从上海回来时，一定会带上好多电石。车老板虽有打火机，却苦于没有电石，将电石视为宝物。与他们的关系搞好了，只要队里派他们去三江口，这时请他们顺便捎上自己，他们一般都会一口答应的。

四

下乡的经历使我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亲眼看见农民所过的贫困生活后，先是震撼，接着是深深的惋惜。绝大部分农民不但淳朴，而且各有聪明才智。可惜，他们的生活圈子十分狭窄，信息获取渠道十分封闭，所受的教育极为有限，所能接触的现代事物更为稀少。他们无法想象，现代社会已经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农村生活之贫困和乏味是不满的，却又无能为力。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也就接受现实，变得麻木了。所谓虱多不愁，他们认为穷是正常的，甚至是永恒的。

我们刚到生产队时，正好“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我们被编入民兵，深更半夜紧急集合，绕着村子巡逻。有时，民兵连长带着我们转到河滩、沙沟和林子这种平时没人去的地方，说是“苏修”可能会派奸细埋伏在这种地方，我们应该时刻警惕。结果，到了那儿，连鬼影都没见到。经过半夜的折腾后，白天照样要干活，我们被弄得疲惫不堪，又不敢有公开的怨言，只能暗中骂一声。

到了1970年，我们知青接到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任务。上级要我们成立一个专由上海知青组成的“打狗队”，整天四处晃悠，见狗就打，而且要往死里打。大队传达公社指示时，说：“我们和‘苏修’的斗争已经变得更加尖锐化了。现在，要让‘老毛子’部队深入咱们的国土，一旦他们深入，就可以关起门来打狗，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问题是，村里各家都养着狗，只要一只叫了，全村的狗都跟着乱叫。‘老毛子’军队听到狗叫，知道前面有村子、有村民、有埋伏，就会停止进军。所以，必须消灭所有的狗，才能做到诱敌深入。”

我们说：“狗是老乡养的，像心肝宝贝一样，我们哪敢去惹呀？这不得罪人吗？为什么不让每个老乡把自己的狗处理掉，我们上海青年只负责消灭野狗，多好？”大队书记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光荣任务只能交给你们吗？是因为你们从上海来，和村里的谁都没有亲戚关系，可以做到‘六亲不认’啊。老乡对自家养的狗有感情，要他们下手，不知猴年马月去了。可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很急，谁知道‘苏修’哪天就派大军进来？”我们听了，哑口无言。有一段时间，我们手握镰刀、标枪，四处游荡，见狗就打。也因此，我们成了村里的众矢之的。村民们在背后骂我们的话，我都没法在这里写出来。幸好，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时过境迁，或者意识到这个决策太过愚蠢，上级叫停了这个任务，我们才算摆脱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离开上海时，为了摆脱乡间生活的乏味和单调，避免成为新的“闰土”，我带了不少书籍，包括外文的，这在“文革”期间其实是犯忌的行为。不过，我又有预感，在乡间阅读外文书，也许比阅读中文书更为保险。中文书的书名和内容一目了然，容易带来麻烦。结果，我还真因中文书差点遭到厄运。1970年的一天，一位知青向我借了一本描写明朝末年名妓李香君的《桃花扇》。他看到一半，临时走开，没有及时将书藏到被子或枕头底下，而这是我对他的约法三章。工作组老杨这天突然闯入我们集体户，快步经过灶间后，进入我们男生的房间。我正在灶间忙什么，和他匆匆打了个招呼，没有意识到麻烦即将降临。老杨五短身材，喜欢皱着眉头，双眼贼溜溜地像猎狗一般四处搜寻。他见到炕上公然摊着线装书，好奇地翻看，发觉是《桃花扇》，便厉声喝道：“谁在看这种黄色书籍？没收！”听到他咋咋呼呼的声音，又见他拿着书急匆匆地要往院子里走，我赶紧一步挡住他的去路，趁他不备，把书夺了回来，顺手扔进了灶膛。线装书遇到余烬，顿时升起一团火焰。我对老杨解释：“这本书是当手纸用的。既然你认为这么犯忌，看来连当手纸都不够格了，那就烧了吧。”老杨被我噎得哑口无言，瞪了我一眼，怒气冲冲地走了。我赶紧将书从灶膛里捡出来，扑灭火焰，只见书角、封面和封底已被烧焦，痛心不已。心想，这本书真是苦命，逃过了上海红卫兵的洗劫，却在东北的乡间再遭劫难。

不久，风波再起。一天晚上，知青李美莲突然回到集体户。她本已被借调到大队部，却连夜奔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文贯中，不好了，不好了，你赶紧把犯忌的书处理一下。”我听得一头雾水，要她慢慢说。原来，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非常不满。他听人举报，说我这个人进过牛棚，现在一有空就看洋书。他打算第二天带人对我突然袭击，重点查抄我的外文书籍。李美莲平时笑口常开，手脚勤快，热心助人，作风正派，大家对她印象很好。她在上海的家位于兴国路，离我家很近，因而平时多了许多共同语言，也多了一层友情。她出身好，大队部抽调她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要她住在大队部，她因此知道了大队书记的行动计划。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漆黑的夜里，踩着高低不平的泥路，从位于五队的大队部横穿几个村，不顾一路上村里恶狗的纠缠，就怕我出事挨整，我怎能不感动万分？

望着李美莲神情焦虑的脸，我觉得自己应先镇定下来，才能减少她的紧张。于是，我对她说：“李美莲，我先要谢谢你，特地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让我好好想想，应该怎么办？”我思考了一会儿后，对她说：“我天天看外文书籍，是事实，瞒不住人的。外文书来之不易，我不愿随便处理。再说，如果大队书记来了，扑了个空，没了面子，会更加不满。万一要追查书的去向，问题反而会复杂化。这样吧，明天一早，你回到大队部，就这么跟大队书记说：文贯中是有不少外文书。不过，我亲眼看见，他带来的外文书的封面上，不是有马克思的头像，就是有恩格斯的头像，或者有列宁的头像。他们都是外国人，写出来的书当然是外文的。如果随便去查抄，会不会犯政治错误？”李美莲被我说服，后来果真对大队书记说了类似的话。这位书记还算谨慎，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袭击计划。我看的外文书中，确实有一些马列著作。以防万一，当晚我立即把外文书的摆放次序作了调整，将革命的外文书籍放在一目了然的地方，心想，也许可以镇住大队来人。多谢李美莲，她虽然是个初中生，但已有高明的见解，认识到学点外文是做人的权利，是没有错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最能看出人的正直和良知。亏得她及时伸出援手，使我和我的书籍逃过一劫。

在乡间，我真正喜欢的是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些书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有些则是朋友从上海寄来的。有的书是“破四旧”的时候，从街上偷偷捡来的。在当知青期间，我看过一些英语原著，印象最深的有《双城记》和《悲惨世界》，特别是《悲惨世界》，“文革”前便有中译本，不过只译出上半部。阅读后，便惦记着小说中一些主要角色的最终命运。看了完整的英文版后，心中的悬念才算放下。书中的悲剧英雄冉·阿让因为少年时期的一点小错，竟连续坐牢，这使他对一切人哪怕是天真无邪的孩童都充满怨恨和仇视。重获自由后，他不再相信世上还有好人，决心寻找一切机会报复社会。是神父的善举融化了他冰冷的心，使他重新愿意接纳别人的温情，恢复对别人的信任，并广施仁慈，惩恶扬善，以自己的博爱减轻身边人们的苦难。尽管他仍然一再被人怀疑，厄运连连，但不再改变初衷，我阅读这本名著时，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从此，每当遇到厄运，内心发生挣扎，思考究竟是继续独善其身，还是索性随波逐流时，冉·阿让的形象总会在脑海中浮现，给我启迪，给我鼓舞。

五

1971年的冬天，生产队接到公社通知，要修渠引水，准备下一年改种水稻。队长说，天寒地冻的，离村子又远，凡愿意去的，多记些工分。他指派了十来个身材比较高大的青年农民，自带工具，第二天一早出工。公社通知下达时，我还滞留在村里。队长知道我希望多挣工分，要我也去。领队的是余占海，他身材魁梧，动作麻利，干得一手好活，又酷爱篮球，交友广泛，为人仗义。平时，他跟卓祥江最要好，两人是铁兄弟。他其实比我略小几岁，却已结婚生子，娶的媳妇儿年轻漂亮，远近闻名，又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十分伶俐可爱。于是，余占海成为一个“英雄抱得美人归”的村中好汉，令年轻农民羡慕不已，男女知青也对他印象极佳。我知道他带队后，放心不少，知道他对知青一向友善。第二天早上，大家起了个大早，带着工具在村头集合后，跳上队里派的马车。车把式是余占海的二哥，扬鞭高喝一声“驾”，马车便在雪地里飞奔起来。

车上，余占海对我说：“挖水渠的活儿，你是头一回，我们已经干过几回了。待会儿，你照着干就行了，大家快去快回。”我说：“对，能早些收工回家最好，就怕我拖大家后腿。”余占海听了，说：“没事儿，一看就会。大冬天的，谁不愿意待在炕上享福啊？”我说：“听老农们说，挖水渠，种小站稻这种事，是日本人想出来的？”他说：“是呀。咱们屯不是处在辽河的河套里吗？从伪满洲国开始，日本人就惦记着要在这一带改种水稻。村里的农民用磨洋工的办法，把这个计划硬给磨掉了。不过，日本人挖渠引水的图纸还在，可详细了。每隔几年，公社里就有人张罗这事。咱们是老农民，只有用磨洋工的老办法去应付了。”

我心想，现在不同以往了，挖水渠的任务很具体，很容易核查，怎么个磨洋工呢？要是磨洋工，不是越磨越完不成任务吗？天寒地冻的，上哪里过夜呢？若是明儿再来，不是更不划算了吗？我心中一团疑问，但想到车上人多嘴杂，就不再多话。到了目的地，找到了我们小队负责施工的地段。我们大家先清理了这段工地上的积雪，使渠身露出地面。余占海用铁锹在渠身上铲出一道道的横线和竖线，形成一个个的方格，对大家说，每个方格就是一块冻土板，是筑堤时用的。最后，他把整个地段分成十来段，要我们每人负责一段，每段都包含了许多方格。

余占海示范后，我也干了起来。但很快发觉，对他而言轻而易举的活儿，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冻土层已厚达好几厘米，又硬得跟石头似的，往往引起镐尖的反弹，把虎口震得生疼。更麻烦的是，由于不善于控制镐尖的落地位置，镐尖四处开花，造成冻土板的开裂。余占海见了，说这些碎土也有用，算是安慰。眼见其他人都能撬出完整的冻土板，我只能暗暗佩服他们控制镐尖落点的能力。不过，看到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许多人连棉袄也脱了，又想，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磨洋工呢？

我的疑惑很快得到了答案。大家撬出了所有的冻土板后，余占海指挥大家像搭积木一般，将这些冻土板沿着两边的堤线支架起来，说这是堤的骨架。支架之间是空心的，省了许多土方。空心堤搭成之后，大家站在两堤之间，用长柄铁锹深挖渠身。没有了冻土层，露出的软土简直像豆腐一般松软。只要用脚轻轻踏在铁锹上，铁锹便像尖刀一般直插软土中。大家将挖出的软土轮番抛到堤的两侧。等堤的两侧渐渐被软土覆盖后，大家又将两侧浮土轻轻拍实，空心堤就筑成了。余占海一声“收工”，大家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地跳上马车，高喊“回家喽”，趁着太阳还没西下，冒着呼啸的北风，打道回府了。我遥望身后长堤，心想：谁会想到，只要春天一到，冻土板的冰化了，空心堤失去支撑，长堤就会倒塌，渠里的水也就漏光了。农民不愿种稻，总有办法让种稻的计划每次都黄掉。

六

插队生活为我们知青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只要有心，就可以了解到上海之外的大千世界的真实面目，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阅历。1969年4月中旬，我们抵达生产队后的第二天就投入春播大忙。种子出芽后，又立即学着用小耙锄与野草厮斗。我们趴在地上，努力清除疯长的野草，为谷苗开辟成长的空间。我们第一次领教到野草的强大生命力，意识到像谷苗这样美好的东西是势单力薄的，离开人的帮助，要在与野草的搏斗中胜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总要等到谷苗在人的帮助下，长得有好几寸高了，而剩下的野草仍处于发芽状态，谷苗才有战胜野草的希望。这时，队里会放下心来，让大家放几天假。突然到来的闲暇，使我们心里的空虚像野草一般疯长。叶德美说，他在葫芦岛有一群好友，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叶德美曾和他们组成一个活跃的小分队，在上海四处演出，发展出深厚的战友之情，因而一再收到他们的邀请。叶德美见队里放了假，就说：“我们去葫芦岛一游吧。”于是，我们以探望其他公社的知青朋友为由，离开了生产队。此时“文革”仍在进行中，我们抱有幻想，凭着知青的身份，也许能像“大串联”时期一样，享受到免费搭车的特权。

三人在四平车站买了月台票，以送客的名义混上了火车，很快来到葫芦岛。我们抵达葫芦岛时，正是6月底7月初。春天的花朵已谢，岛上却并不缺少色彩，满目皆是茂盛的合欢树，羽状的树叶浓密而翠绿，枝头上绽放出无数白色小花。最奇妙的是，小花带着鲜艳而高耸的粉红色花丝，组成优美的弧形，犹如古典折扇，精致而动人。微风传来阵阵幽香，使空气充满芬芳。葫芦岛的风景如此招人喜爱，难怪成了度假胜地。临海的山上点缀着漂亮别墅，张学良的白色豪宅也遥遥在望。眼前的美景使我产生某种错觉。趴在地上用小耙锄除草的苦日子就在昨天，一觉醒来，已如梦游一般，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

几天后，我们告别了这些热情而风趣的音乐家。在车站，叶德美说：“既然已经远离生产队，索性回一次上海吧。”他父亲身体不好，他很想回去探望。我也想念阿婆，不知她独自度日，一切可好。卓祥江说，愿意同进同退。于是，我们上了南下的火车。在离上海咫尺之遥的苏州车站，检票员查出我们无票，便将我们交给站里的一位中年妇女。她得知我们是上海知青后，心肠软了下来，说：“按规定，你们必须补上全程票价。念你们生活无依无靠，就补一张从苏州到上海的票吧。”我们谢了她的从轻发落，很快抵达上海。

我们见到了上海的亲友，知道他们一切如常，放心了。几天后，我和卓祥江开始担心，离开生产队太久了，会夜长梦多，生出是非，便约了叶德美见面。他苦着脸说，他父亲的身体状况恶化，需要人照顾，所以一时走不了。我们知道他有难言的苦衷。他母亲几乎不懂中文，妹妹年幼，他作为长子，应该多分担责任，才合乎人道原则。于是，我们决定先走，叶德美表示理解。我们仍然用站台票混上火车，一路无事。遇到几次查票，卓祥江便悄悄塞上最新款式的毛主席像章，也就有惊无险地被放行了。

快到河北沧州的青县时，我们没有注意到此处离天津仅咫尺之遥，也忘了在上海外围的苏州遇到过特别严厉的查票的教训。乐极生悲，列车员果真开始认真查票，并且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听我们啰唆。最后，我们落到青县铁路局的警察手里。

收容所的一名管理员先把我们领到一处办公室，登记姓名、地址等信息，然后领我们到一处平房，里面是排得密密麻麻的地铺，一股怪味扑鼻而来。在指定了各人的铺位后，管理员说：“随身行李可留在铺位上。待会儿，你们的任务就是敲石子。每天，我们都会结算工钱。你们先要把回公社的单程火车票的钱挣出来，然后还要偿还在这里的伙食费和住宿费。哪天这两部分的钱挣够了，我们就送你们回公社。以后就老老实实在你们的公社里待着，不要随便外出。”管理员要大家一人领一把榔头，开始干活。他指定几个膀大腰粗的壮汉去抡大榔头，负责把巨大的岩石砸成中等大小的，再由我们这些人敲成小石子，作铺垫铁轨之用。烈日当空，我不久就汗流浃背。我环顾四周，只见大家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说着各地的方言。有人瞧出我们是初犯，便热心地向我们传授干活的诀窍，顺便问清了我们的身份，满足了好奇心，也多出一分同情。于是，有人扔给我和卓祥江两顶破草帽，要我们戴上，说太阳可毒了，要防止中暑。中午开饭时，每人拿到两个窝窝头，我们夹了几根咸得发苦的芥菜丝，躲到阴凉处，狼吞虎咽地吃下了肚，又用碗满满地接了开水，喝下后，才感到胃勉强有些填满了。午饭后，我们重回碎石场，在烈日下继续挥汗苦干。不知过了多久，一位领导模样的人从远处过来，特意绕到我们身后，徘徊了一阵，掉头走了。不一会儿，一名管理员过来，对着我和卓祥江说：“跟我走一趟，场长有话要问。”大家投来关心的目光。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命运等待着自己。此刻，最怕的就是罚款。我确实没有这笔闲钱。想到落入这样的处境，心中生出深深的悔意，觉得为了扒车而丢失尊严，太不值了。

管理员把我们带到一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介绍说，这是场长。我们随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正是刚才来到我们身后徘徊多时的那位男子。此刻，他坐在办公桌后，五十来岁的模样，颇有威严之状。他朝管理员挥挥手，说“没你事了”，又转过脸来，颇为严肃地指着桌子前的一排椅子，要我们坐下。他打量我们好久，最后打破沉默，问：“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坦率相告，是上海知青，回上海探亲后，正要返回东北乡下。他仔细问了我们所在公社的地址，又详细问了我们回去的路线，大概在掂量我们是否说了实话，最后才说：“我刚才远远地看，就觉得你们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哪有戴着草帽架眼镜的盲流？原来真是上海知青啊。你俩的个儿真高，既像知青，又有点不像。”这口气，似乎对知青有些同情。我们见状，便赶紧诉苦，说：“真是知青。不过我们是高中生，比大部分知青年龄大些。我们以为，知青可以免费乘车呢，不料被抓到这里来了。”场长说：“现在已经是1969年了，大串联早已结束了。铁路上正在抓整顿，重点就是打击逃票的。你们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原来，这位场长也是知青的家长，对儿子充满期望，又为儿子的处境焦虑。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场长突然说：“这样吧，这儿不是久留之地，你们赶紧离开吧。”我们喜出望外。他叮嘱道：“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扒火车了。你们出门左拐，沿着门前大路，就能到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那里车来车往，有很多跑天津的大卡车。”

卓祥江脱口而出，说：“我在天津有个亲阿姨。”场长眼睛一亮，说：“那就好。看你们是上海人，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一带的司机最喜欢上海生产的毛主席纪念章，越大越好，越新越好。你们就拿在手里，有车来，就对着司机晃几下，总有人会停下。你们只要问清，是直奔天津的车，就送上一两个的，保证有司机愿意捎上你们。”卓祥江赶紧说：“太好了，我就有上海出的精品大像章。”场长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是说：“希望你们不要再被抓回来了。”我们谢了场长，拿了行李，经过碎石场时，大家投来羡慕的眼光，大概以为我们是知青，所以被放了。他们哪里能猜到，我们被放，知青身份固然帮了忙，但场长因儿子是知青，对我们生出同情心来，才更为重要。我们把破帽子还给刚结识的朋友，挥手与他们告别。按照场长的指引，没多久就拦下一辆直奔天津的卡车。司机拿了像章，欢天喜地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我们后来发现，去上海探亲还有更便宜的海路，也因此遇到值得一记的怪事。先说走海路的事。我们可以先搭队里的马车，去西边一个叫三江口的小镇，那是离我们屯最近的铁路小站。在那里搭慢车到四平，换快车经沈阳到大连，然后直奔码头，便可买到很便宜的返回上海的通铺票。三天的海上航行，就能抵达上海杨树浦码头。虽然比较费周折，但对知青来说，只要能省钱，并不在乎路上多花时间。由于路途上多次倒腾，特别容易丢三落四。一次，与隔壁大队的杨晞玎同行，在大连由船转火车时，我竟丢失了自己的旅行袋，里面有我日常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狼狈不堪。阿婆闻知后，也说，便宜无好货，以后不要走海路了。幸好远在新疆的弟弟给我汇来一些钱，我才得以撑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

父亲听了我的知青经历，说：“你还好回到城里来了，要好好珍惜啊，你的几个哥哥和弟弟还在农村艰苦奋斗，不知道要奋斗到什么时候去了。唉，我是帮不到他们了。”父亲长叹一声后，又说：“不过，这段知青经历看来对你倒还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