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世界经济系。作为世界经济专业首届的四十名本科新生之一，我迈入了初秋的复旦校园，也结识了同一专业首批招收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贯中。那时，他三十出头，身材挺拔、仪表堂堂，举止谈吐风雅，一看就是一位阅历、见识不凡的学子。果然，他在学业上迅速崭露头角，深得老师们欣赏。他从未上过大学，英语却相当了得，是学校经济系科接待来访国际知名学者的得力助手。1982年硕士学业完成后，贯中被系里留下任教，很快就得到谢希德校长推荐，去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

在贯中兄赴美的1983年，我也考上了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成为他的同门师弟，完成硕士学业后，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由于该校毗邻芝加哥北郊，求学期间，我多次向贯中师兄请教，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也与他多有交集合作。特别是在世纪之交，贯中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期间，我作为学会的六人理事会成员，协助他组织了多项学术活动。

原先我对贯中的身世并不了解，只是从同学圈中听闻他父亲文强是国军将领中最后一批获释的“战犯”之一，误以为他学业优异，必有得天独厚的成长条件。多年后，才得知这位师兄经历过的坎坷挫折和生涯的跌宕起伏，可谓世间少有，全靠自强不息才成就了自我。

传奇父亲、惨痛童年

文贯中，1946年生于上海，上有三兄，下有一弟。父亲文强，生于湖南长沙，是黄埔军校早期学员，经历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还曾担任中共川东红色根据地的领导人。后因缘际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因抗战有功，1946年初晋升为国军中将。淮海战役后被俘，被关押近二十七年。母亲葛世明出身宁波鄞县大户，因逃避父母包办婚约，独自到上海求学，毕业于复旦大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遵从文强已故前妻周氏遗愿，与文强结成夫妻。1948年，文强去前线作战，将家眷送到台湾，以备不测。淮海战役结束后，葛氏听闻丈夫被俘，返回大陆寻夫，辗转淮、鲁、苏各地，历尽艰辛，却一无所获。其间，得知上海即将封港，发电报要阿婆（实为自己的奶妈，但此时已被尊为长辈）将孩子们带回上海。于是，未满三岁的文贯中随家人搭乘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班船返抵上海。

此时，文强前妻周氏所生的老大、老二已在湖南生活。葛氏回到上海，与自己的三个孩子团聚，因丈夫下落不明，为养家糊口，她重拾专业，到立信高级会计学校补习后，受聘留校执教。头一两年，日子还算安定，葛氏对新中国的前景满怀乐观与期待。但好景不长，终因丈夫的身份，她在1953年被判三年管制，在学校从受人敬重的老师沦为清扫厕所的工友，薪资减去三分之二；在街道里弄，她也成为监管对象。丈夫生死不明、自己受尽屈辱却又无处倾诉，葛氏陷入绝望，选择一死了之。1955年早春的一个阴冷清晨，文贯中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发现母亲已阖眼躺在厨房大桌上，身盖白床单，空气中弥漫着煤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