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周松芳新著《川菜东征记》，如同置身前清遗老或民国雅士的饕餮盛宴中，听他们谈有趣的事与人，感受他们川菜入口后的欢欣与满足，其心陶陶然是自然的。

川菜得以东征、西进、北上、南下，首要在于川菜本身的魅力与号召力。以“东征”为书名，颇显气势。实则味蕾的被征服，一道道美食的声名远播，无须讲究气势，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元素综合之后的自然而然。或者说，川菜的影响需要一定的历史进程，而不是扛起旗帜，想东征就东征，想西进就西进。

因为菜系、菜品、菜色的背后是人。人对饮食文化的接受，不可一蹴而就。若无人之巨大作用，何来饮食文化曲折又美好的传播？论及上海的川菜馆时，周松芳对王秉恩有过详细的介绍，介绍过后他说：“之所以多唠叨几句王秉恩，是因为各大菜系在形成以及走出本土的过程中，文人和文化实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先导的力量。”以川馆为家厨的谭延闿，1917年10月至12月，前往川菜馆古渝轩十二次；1921年全年在沪，上川菜馆次数不少于五十七次；1922年他一整年踏足川菜馆二十五次。出身安徽望族，官至江南盐巡道、三江师范学堂督办的徐乃昌，晚年寓居上海时组织贞元会雅集，近二十年时间始终坚守于川菜馆。从纷繁史料中，把这些重要人物拎出来，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关乎品鉴，更关乎传播。

东征，固然源于川菜本身的特色，抑或川菜胜过其他菜系的优点。与此同时，客观环境的变化加剧其传播力度与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川菜东征的背后，是民国乱世。因为政局动乱，人的迁徙远胜于承平时期。人走到哪里，口味带到哪里，故而菜馆跟着开到哪里。周松芳所写虽是饮食文化，却也无意中勾连出人的命运与民族之国运。梳理重要人物行迹的同时，周松芳亦致力于饮食文化传播史的构建。

1949年，叶圣陶取道香港，在北上之前与朋友相聚于大华川菜馆，留有日记如下：“遂至一四川馆，遇夏康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