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功高震主者往往不得善终。罗伯特·格林把“永远不要盖过上司的光芒”列为权力法则之首，可见历史教训有多深刻。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克金陵，历时十四载、纵横十八省的太平天国就此覆灭。曾国藩迎来了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也是最为危机四伏的时刻。湘军有数十万之众，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如此，湘军集团在八大总督中占据六职，另外还有七人担任巡抚。毫不夸张地说，东南半壁几乎全在湘军集团的控制之下。

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以来因为功高震主被杀的名将比比皆是，秦有白起、蒙恬，汉有韩信、周亚夫，宋有岳飞。明代的朱元璋更是狠人，为巩固帝位，几乎将所有重要开国功臣处死。清代的年羹尧平定青海后跋扈无礼，结果被判九十二条大罪，其中符合极刑的就有三十多条。熟读史书的曾国藩对此自然不会陌生，他曾如此评价周亚夫：“惟其神锋太隽，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仅“去其傲”就能避祸吗？他并不确定。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就认定“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身为湘军首脑的他将用何种“上岸计划”化解危机呢？

咸丰年间，湖南湘乡就有“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的说法。关于湘军将领劝进的传言也不在少数。胡林翼曾递给曾国藩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左宗棠则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结果，曾国藩把“似”改成“未”，胡林翼得知后叹道：“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最为激进的是，攻克金陵后，曾国荃率部将集体劝进，然曾国藩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将众人劝退。《曾国藩全集》中确有此联，可见其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传言的真实性难以考证，不过曾国藩的态度是有据可考的。面对九五之尊之位，他并无贪念。既然没有做帝王之念，那么就得安排好退路。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功高震主而全身而退者也是有的。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毅然隐退，改名换姓，遨游天下。王翦没有留恋权势，选择急流勇退，平安度过余生。萧何自毁名节，做起贪官污吏，得以善终。相比之下，曾国藩最羡慕的是郭子仪，“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那么，他的“上岸计划”能否让他像郭子仪般顺遂呢？

清廷对曾国藩的忌惮由来已久。早在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率军收复武昌、汉阳。咸丰大喜，下旨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某军机大臣得知后却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他的谢恩折还没来得及上奏，清廷就收回了任命，仅给了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以示安慰。从任命到撤回，仅用七天。可见这位军机大臣的话对咸丰的影响有多大，而这也导致曾国藩此后多年未能得到封疆大吏职位，直到清廷无人可用。

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对于朝廷的猜忌了然于胸，并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同治元年（1862），升任大学士的他在家书中感叹“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古今人物中“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因此兄弟间应“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