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遇到一些凑巧的事，忍不住想要记下来。

今天看到一则尹仲容的轶事：尹仲容被誉为“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协助宋子文管理国民经济，但他原本是计划经济的信徒。五十年代初，哈耶克的入室弟子蒋硕杰回中国台湾休假，返回美国之前寄了一本詹姆斯·米德的《计划与价格机制》给尹仲容，尹读完此书，观念发生转变，从此开启了台湾经济自由化之路。

我将之称为“轶事”，因为这个说法并不是很准确，大可辨析一番。不过，尹仲容执掌台湾经济多年，要全面阐述其经济思想，恐怕至少是一篇博士论文的体量，我在这里只是简单说说。

从一开始，国民党政府所继承和信奉的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思路，迁台后仍是一个典型的统制经济体系，对经济活动拥有高度的控制权。尹作为早期财经体系的核心人物，其所推动的部分政策手段确实带有强烈的干预色彩，但他并非不知道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只因审时度势，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经济体脆弱不堪、市场机制几乎失灵的环境下，当局必须主动担负起培育与引导的责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台湾，因长期战乱，经济停滞，岛上原本人口只有五百五十万左右，却一下子从岛外涌入了将近两百万人。在这种状况下，当局强力干预经济是一个必然且理性的选择。

尹仲容于1949年5月接任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个机构职权广泛，名义上是管理生产事业，但实际上是一个集物资分配、资金调度、对外贸易、日本赔偿物资处理及技术合作于一体的全面性经济决策与执行机构。尹仲容利用这一职权，采取了“当机立断”的作风，对所有能生产军事与民生必需品、外销物品和进口代用品的事业，无论公营或民营，都给予原料、器材、资金等便利，使其恢复或扩大生产。

尹仲容在这一时期的工作，确实显示出他高度参与并主导了统制经济的运作，然而，深入分析他的作风，便能发现其务实主义的特质早已显露。他的手段虽然是统制性的，但其核心目标是快速恢复生产力，并且在资源分配上“不分公营民营”，这表明他以“发展生产”为唯一准则。这种灵活而务实的态度，为他后期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也与僵化的计划经济理念形成了本质上的区别。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站稳脚跟后，随之而来的是内部关于经济发展路线的激烈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是继续沿用以公营企业为主、严格控管的“统制经济体系”，还是应改弦更张，转向“发展民营企业”的自由经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尹仲容的立场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从早期的统制执行者，一跃成为“民营化、自由化”理念的重要代言人。不能说詹姆斯·米德的《计划与价格机制》对其没有影响，但说一本书就能让一个掌管经济二十余年的资深财经官员改变思路，只能是没在政府部门任过职的书生之见。（不过詹姆斯·米德本人倒并不是这样的书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英国内阁的经济处副处长，战后升为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