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天，王学斌先生将他的大著《晚清困局》“试读本”寄给我，我以为即将大规模发行，遂祝贺大卖。过了一会儿，学斌说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学斌是学有所成的新一代学者，有学术史功底，读书甚多，功夫扎实，也很能写，出版了好几种有价值甚至具有学术史意义的作品。而这部新书，主要讨论同治年间的中国故事，学斌利用大量档案、日记、文集、笔记，甚至野史，重新建构了同治年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惊异故事。史料充足，结构讲究，叙述清晰明白，讲出了许多先前研究者不太注意的细节，我相信一定会引起读书界的重视。

同治年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也有一批极具深度的著作。但就总体而言，细节、深度，甚至从大历史视角观察，似乎都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学斌的这个工作极有意义，在这几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就细节而言，学斌这本书以二十二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同治年间的重大事件，引用大量日记、笔记、档案，讨论同治十几年“政治得失”，诸如肃顺集团的兴起、覆灭，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弄权，慈禧太后与两个皇叔特别是恭亲王奕訢既联合又斗争的故事，也写了一批“功狗”的人生末路，如胜保、陈孚恩，自然还有这一时期影响甚大的政坛斗争、八卦故事，像曾国荃与官文闹翻，吴棠、曾国藩、李鸿章与江督易人。至于江督马新贻阅兵场被刺案，更是这段历史的狗血剧，诸多解释，至今依然很难圆满。学斌这本书对这些历史细节有自己的还原与解释，应该说，许多讨论，读者可以不同意，也可以继续，但必须承认学斌的解释占有详尽的史料，且往前推进了许多，值得后来者作为起点与参考。换言之，后续研究者无法绕开学斌的讨论，不能无视。

我所关注的点，也是学斌这部书的一个主题，即如何重估同治时期在大中国历史中的意义。这十三年是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开端，也是农业文明真正崩解、现代工业文明在中国这块土地发生的起点。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来没有的事情，又是后来一百多年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开始。作为研究者，通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这个视角也可以重新看清那一代人的争论，也就是学斌所说的“权力博弈与秩序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