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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鸟不拉屎的小岛，哪想到能有今天？”
车到跨海大桥中途，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妻子，仰望着斜拉桥塔架顶部的莲花雕塑，大声说道。这段也还是高速路，但桥上限速八十公里，车速一下子低了，妻子就半开了车窗，海的气息灌进车来，在耳边呼呼响，她就得用劲儿说话。不过，平常她也这样子，说话大大咧咧，带着省城人先天优越感所致的松弛。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讨厌。从社会意义上说，夫妇本就一体，我们这对夫妇又共同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一体性就更为强韧，她的放松，正好中和我的拘谨——和严谨伴生的拘谨，也是拘谨。
我鼻孔里哼了一声，漠然点头，后座上的儿子睡着了，鼻息恬静地制造出一种宁静的氛围。我着意皱紧眉头，以驱散几分困意。陆地上的人总是有点傲慢啊。鸟不拉屎？海岛上多的是鸟啊，附近就有个鸟岛，鸟屎堆了一层又一层，要多少有多少。你们城市里的鸟才不拉屎呢。
当然，我只是这么腹谤一下。此刻，太阳已西斜，平静的内海之上，碎金闪烁跳跃，恍惚如梦中之地，连远方黑松密布的山峦上缓慢转动的风车，也像堂·吉诃德的作战对象。玫瑰红的积云层停泊于灰蓝的海天之上——这预示着台风将至，但还远在太平洋上。和父母团聚过了今晚中秋夜，明早我可以从容出岛，对此，我早有计划。这一次，我能将小叔叔带出岛吗？但愿我能“说服”他。
车子开上了和陆地部分相连的引桥，我们很快就可以上岛了。这个名叫长白的小岛，就是我出生并长大到十六岁的家乡。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它所在的灰鳖洋上架起的跨海大桥，开通了。这个曾被唤作“舟山西伯利亚”的闭塞之地，从此和陆地扭结在一起。在地理意义上，离岛就成了半岛。台风若穿过岛上，便是登陆了，待它抵达大陆，只能算是第二次登陆。
“当心，别进入圆黑岛啊。”妻子又笑了起来，她想起了我曾经给她讲过的一件旧事，“那里真没有鸟儿拉屎。”唉，四十岁的妻子，还是童心一片啊。
我在岛上读初中的时候，管阅览室的老师反复跟我说过：“这里还有个圆黑岛，它和长白岛同时存在。人们意识不到他们究竟在哪个岛上。我告诉你，两个岛长得一模一样。只有我知道它们唯一的不同：圆黑岛上没有一只鸟，无论是麻雀、猫头鹰还是海鸥和白鹭，能称之为鸟的飞禽、涉禽，一概都没有。”对于这些鸟的称呼，老师用的是教科书上的，我们岛上别有一套称谓，比如猫头鹰是“哼唬”，海鸥叫做“江爿”。老师自如地运用着书面语，仿佛他从来不曾生活在长白岛上。大人和别的老师都告诫过我，这个老师经过了可怕的年代，已经“不正常”了。但他对于管理阅览室这事，做得非常在行：他开出的购书单，据说很受主管部门的推崇，照单采购了；他推荐给我的书，比如《基督山伯爵》《镜花缘》，我都很喜欢。
他还压低声音告诉过我，当这岛上的每个人心里都害怕同一件事情时，长白岛就会自动切换成圆黑岛，比如，在非常狂暴的台风正面袭击过来的时候。圆黑岛上的人们非常健忘，对任何需要深究的事情都没有一丁点兴趣，他们任由一切发生，无论好坏，全然接受，不会自责，也从没有人去追责，也不会有人来担责。他们从来不会做任何噩梦，因为，他们本就在梦中。一直做梦的人生，就失去了来世上做人的本意了啊。
“也就是说，在圆黑岛上，我们不是人，我们只是像人的人。”老师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怕谁旁听了去。当时的我，正为一件事情困扰，觉得身边的大人一个个不就是他说的那个样子嘛，但是，我还是看得见鸟啊，而且我还是会做噩梦，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我就问他：“那，圆黑岛有入口吗？”他说：“就是长白岛的入口啊，是同一个。这个入口隔几十年上百年会变一次。一百年前在后岸，现在是前岸。再过四十年样子，这个入口会变到岛西外礁门那里；再过四十年，这个入口切到岛东大湾；接着，再转到后岸。”他甚至画了一张图，标注了入口的两百年变迁，年少的我，居然也认真地记了一下。而眼前的这座跨海大桥和长白岛连接之处，正在他当年标注的地方。在通桥的那天，我猛然想起，深觉不可思议，就指着新闻视频的画面，说与妻子听。
关于我的家乡，她记得最牢的，就是这个故事了。常常从噩梦中把我推醒的，也是她。“你又被装进柴油桶了吗？”那是一个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做的噩梦，我只简略地和妻子讲过梦中情形。她也没有像心理医生一样对我的梦感兴趣，“梦就是梦嘛，醒了就好了”，她会啪地打开床头灯，用睡衣袖子擦去我额头的汗水，待我安心之后，再关灯，在黑暗里默默握紧我的手。她总觉得她是我的守护神，就像现在，她坐在副驾驶座上，就是在押车，有她在，车一定会稳稳地驶入长白岛。
既是中秋，就得合家团聚，得吃月饼。我们一到家即刻入座吃饭，享用过一桌子海鲜大餐之后，才近薄暮时分，月色还未分明。我们一大家子，还有我的一个发小，在小院中围坐在一起，吃我带来的港式奶黄流心月饼。
我是独子，父母都健在，再加妻儿，就是标准的三代五口之家。但实际上是六口，另有个小叔叔，是个没法和外界沟通的弱智（并非天生如此）。他是一个族亲，论服，已在三代之外，可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正儿八经带户口迁入我家。
这会儿，小叔叔也坐在桌旁。他老了，看着更干净、卑微、无害。他的视线还是跟平常一样，失焦，涣散，平静如一片空白。大伯仍每年寄来和从前相同的生活费，一千元人民币。我早就跟阿姆说过，就这么点钱，顶什么用？要么叫他别寄了吧。这会儿，我又说了一遍。阿姆说：“那不行的。我们这么一说，就是嫌你大伯给少了。他给多少，我们就收多少，这才妥当。”说完，她低了头，轻轻在我耳边说，你别忘记了，多亏有那每年一千元，支撑你读了高中和大学！她说得很轻，生怕别人听到似的，我也就没回应。她不说，我还真的忘了。物价飞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如果没有那笔钱，我的求学生涯不会这么体面，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追不到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妻子）。给大伯写信，一直是我的事情，读大学的时候，经常有美国来信这一点，也给我的恋爱加了分吧。
大伯在纽约这么多年，地址经常换，但都是在布鲁克林——那也正常，据说我们岛出去的只有两个搬到了曼哈顿。这得从头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机缘凑巧（说来话长），我们岛上出过很多国际海员，他们受雇于外国公司，从上海出发，去往全世界的港口。太平洋战争期间，他们中的好多人，以水手或伙夫的身份加入美国海军，胜利后，很多人滞留美国，但家人都还在我们岛上，本想着很快能团聚，但另一场国内战争改变了很多故事的结局。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些留在岛上的家属，陆续被在纽约的父亲或爷爷接走了。说是家人，可能从来没见过面，但总是血浓于水的亲人。有时候，我恍惚觉得，布鲁克林那边也有一个我们的岛。长白岛这边发生了啥新鲜事，谁家起了新房子，谁家娶媳妇了，都会写在信里寄到那边去。当然啦，那边谁家是租房的（这样的人家多），谁家买了房（说是房屋税金高，傻傻的才买房），谁的孩子啥工作（很多在工厂和餐馆，可也有在邮局和诊所的），这边也都晓得。那边传过来的消息是，我家大伯一直过得不顺。究其原因，人家是去投靠家人的，有依傍。他呢，无亲无故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类似避难的理由前往，不知怎么居然让他入了境，可身份一直黑着。因此，他只能打些黑工，一直盼着移民律师帮着解决身份，也就一直在付着律师费，那是很贵的。身份没解决，又没攒下钱，成家就很难，他也就一直单身。听说有一个女的一直在照顾他（传话的人神情相当暧昧），可也让我们安心好多。至少，他还是有人喜欢、被人照顾的。
我的发小名叫小天（现在他也五十多了，快是老天了），他听了我刚才说的话，接着话茬儿感慨：“要是你大伯八十年代不去纽约，说不定，在这里反倒能成大老板。他那手艺，大小木作都上得了手，雕花车线也都来得，开家具厂也好，做装修也好，都来钱的。”阿姆笑道：“扯那么远做啥？那你还不如说我身边这个呢。他要是没莫名其妙傻了，刑满出狱回来，按他原来的计划，顺利承包了珠子山那采石场，他肯定就是一个老板了——那会儿做建筑行当的多赚钱啊。”阿姆顿了顿，出了会儿神，却又问道：“当年那第一批做老板的，现在他们都在哪里？”她都不要我们回答，顺手剥了根香蕉给小叔叔，他接过去，三两口就吞了下去。
这时代真的是浪淘沙。八九十年代岛上第一批做老板的，除去传统的捕鱼（自己做船老大也是老板），多是开冷库、水产厂、船厂、针织厂、家具厂的，也有挂靠国企做商贸的。我们细数了一下，二○○○年左右淘汰一批，再以后，隔个八九年，旧的行当、旧的产业和经营模式，又有两轮淘汰，三番下来，父辈们都已零落。目前在场上的，大都是我这种五十左右的年纪。自己当法人的，除了我开律师事务所，另外在杭州的还有电子商务、IT行业，在深圳的模具、塑胶和线路板行业。只有在上海的一家魔术团，法人却是阿姨辈的，还是我姨的闺蜜，一直青春不老，技艺长青，取的团名儿还和著名作家虹影同名呢。弄潮儿们就这样后浪逐前浪，而小叔叔，他就一直被定格在一九八五年，和这个世界再无关联。
小天和我扳着手指头数了一串人名，叹了口气，却问：“你家小叔叔他还是要出去偷人家冷饭吧？从前，冷饭都在筲箕里，他认得。现在都是电饭煲啊高压锅啊，那盖子，他会开吗？”阿姆白了小天一眼，说：“瞎操心啥。我早说过了，凡他偷的，都归我赔。”小天讪笑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说话就有些冷场了。说起来，不善社交的本性，也是骨子里的，改不了。
九十年代初小天远洋职校毕业，跟我们岛上很多祖辈那样，跑了远洋运输船。这个职业，在我们的父辈那里是中断了的。他从水手证考起，一直考到轮机长证书，水手、电机员、机工一年一年熬下来，最后好不容易从大管轮升到了老轨（船上的轮机长），年薪几十万人民币。有两年他受雇于外轮，赚美金，虽然辛苦，论收入，在我们同学里头也算好的。“人嘛，总要有门技术”，他这样肯定自己。这些年他攒了些钱，在本岛城里买了房子也买了店面房，近年妻子身体不好，再加上市场也不景气，他就索性上了岸，开了家杂货店，顺便做团购。他笑说自己已经是个无所不知的货郎了。我们俩少年时能凑在一起，实在是因为两个人都胆小又害羞，村里人喊我们“两个小娘”。那时，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就红着脸对望一眼——羞愧，也得有伴才熬得过去。不曾想，现如今，一个成了货郎，一个成了律师，尽管说不上如鱼得水，却都是以和陌生人打交道为业。世事难料啊。
小天说，今年夏天，大潮兄弟在一次斗殴中没了，在外地出的事，细节就说不上来了。他们兄弟这性格，早晚是要出事的。可见世事也有能料到的一面。还有，当年“抲蛇三”的三个孙女，两个去了广东做实业，女企业家，胆魄大，可见胆量真是遗传的；另外一个呢，据说当了作家，有一次，她特意来店里，搬出好多陈年旧事来店里问，啰唆得很，实在可疑。我想了一下她们的模样，记忆深处模糊一片，只附和着问：“真的吗？那个啰里啰唆的，怕是她们中的老大？”小天笑着点头，我还是想不起她长啥模样。妻儿在旁，即使身处故乡，往事依旧遥远——妻儿就是有这么强的锚定现实的作用。掌灯时分，小天也回家去了，他也有他的锚。我起身送他到院门口，两个人相对一笑，肉身里头那两个羞涩少年就复活了，赶紧掉头躲避，草草再会。时间已经把我们这对异姓兄弟分开，欣慰的是，我们都拥有了各自的人生，并且那人生还在展开。
中秋时节，入夜就有凉意，儿子早已进屋，我也想进屋，妻子却说要赏月，绝少灯光污染的海岛上空，月亮又圆又亮。我有个案子节后就要开庭，本没有这份闲心，却不得不陪着，脑子里暗暗过着案情，想着那两处已经几方合议过的关键情节。最头疼是还有两个新案子待立。拖延久了，在当事人那头，被信任度必然降低。长此以往，就关系到口碑，犹如多米诺骨牌，还关系到业务量，关系到事务所的存续和发展，再往大里说，这肯定关系到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啊。
我一个小小律师，能为此做些什么呢？我望望月亮，叹口气，脑海里头闪现着少年时候的月光。转头去找小叔叔，他已消失不见，想必是睡下了。
妻子看二老也进屋后，就在我耳旁说：“嫁给你真不合算，你家有三个老人要赡养。”她这话说得难听，细品却是心善。十多年前，她做主给家里这三位老人都上了意外险，每年还记得及时续保。这笔保险，付出不多，若太平无事，就当作慈善捐款。当时上保险时，我还犹豫说，小叔叔没民事行为能力吧？我妻子笑道，你有证据吗？我还真没有。这些年有谁对小叔叔做过鉴定吗？没有。这也是我屡屡想带小叔叔出岛的原因，诊断精神病，毕竟还是要去上海、杭州的大医院。
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看，天上一半黑沉，一半晴朗。黑沉的那一半天空中，布满了“野猪头”云，若定睛细看，那群野猪已经被风推着跑动起来。我早晨一起来就站在小叔叔身边，用各种理由邀请他和我们同行。他的身体因为我的逼近，一点点变得僵硬，头也越来越低，他一步步后退，紧紧抱住院中樟树的树干。跟从前那样，阿姆又把我拖开，她说：“坐这么密封的车里，他肯定吃不消。这件事情，我劝你啊，就放下吧。你还想怎么样呢？”
在阿姆的催促声里，我们一家出岛了，先走舟岱大桥，再经岑港入口进了跨海大桥，跨越灰鳖洋，以时速一百二十五公里逃离即将到来的飓风，回到安全的陆地。也许，不光逃离台风的危险，这一生，我一直在从岛上逃离，到陆地上重建自己的生活。
转眼入冬，妻子还带着我去西湖断桥迎了初雪，妻子抱怨着全屋地热费钱，只开了客厅地热，在她的眼皮底下，让儿子和我各占据一个角落办公学习。某一日，快晚上十点了，阿姆打来一个电话，我慌忙接了，听她说道：“你小叔叔被汽车撞死了。不怪司机。他半夜里出去乱走，又穿着黑衣服，猛地蹿出来……”我截住她问：“有监控吗？交警确定是意外吗？”阿姆说：“有的。确认了。”我又问：“肇事司机是我们村的吗？”阿姆说：“不是。是外地人。”说完，她松了一口气。不知怎么，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好像历史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接着，泪水流了出来，我不停地擦，它还是源源不断。泪光中，我看到了那一半我没讨回来的玻璃万花筒弹珠，它们四散滚落，有的钻入泥地，有的掉进洞穴。阿姆在电话那头轻唤我的名字，即便在电话里，她也想护住我——就像那年在迎接小叔叔的码头上，她紧紧地搂住我，她说，我还有儿子要养。是的，如今，我也还有儿子要养啊。
保险赔付了，阿姆拿这笔钱给小叔叔风光地办了后事，又拍了坟地的照片给大伯伯，顺便寄去用剩下的保险款，算起来还有近十万，说往后不要再寄生活费过来了，你弟弟他，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后来我几次回家，乡邻们过来聊天，都没有说到小叔叔这个人，我们说的是孩子们的高考、就业、买房子、赚钱……
我们都是往前看的啊。可是，我总是会四处张望，哪个暗影里藏着小叔叔呢？
大概是此后第三年清明，我独自回乡祭祖。天气湿热，已经有几分夏天的意思，郁郁葱葱的草木褪去了春天的嫩意，呈现出老辣的绿色。那天黄昏，一场雨后，我们在院子里开饭。正吃到一半，一条一米多长手腕粗的乌梢蛇，从我们脚边悠然而过，径直穿回廊，越石门槛，进了家门。此地乡俗，不能打这种进家门之蛇。我奶奶说过，蛇修炼五百年成蛟，再五百年成蛟龙，再五百年方能成龙。故此，蛇，就是小龙，游进家门，便是大大的吉兆。我们悄然退到院子角落，屏息静气，一筹莫展的当口，它由堂屋进了厨房，又从厨房开着的前门游了出来，从我们面前游过，神色怡然出了院门。我阿姆轻声说道：“这蛇，怕是你小叔叔吧？这原是他的家，他都认得。”
我悚然一惊，对啊，我们住着的，就是小叔叔家。想当初妻子第一次来家，就被这房子惊艳，说，啊，原来你家曾是岛上的“贵族”啊。我没有告诉她真相，因为，曾是“贵族”的幻觉，似乎更让我受用些。住了三十八年了，这里也就是我的家啊。
但羞愧还是来了，除了羞愧，还有更多难以言说的。夜里睡下，三十年前的往事纷纷涌来，历历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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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早春二月。那天大清早下了一场雨，很快又停了，出了日头，一道金色阳光打进我的睡房，在角落里搭成一段残缺的彩虹。我在睡房门口无奈地站着，看着那段彩虹，还有半蹲在地上的阿姆。
“快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那个人就要到了。”阿姆跟我念叨着，我闷声不响。
我的睡房，它就要变成客房了，用来接待“那个人”——我家的远房小叔叔，他即将刑满释放回家。我们家，是他在岛上的唯一亲戚，他会在我家住上一阵。阿姆怕我不答应，说了这些之后，又强调道：“既是一家人，就该这样做的。”
对于我没说出口的芥蒂，阿姆自然是知道的，她就反复为他的人品打包票。阿姆说，他不是坏人，他是好过头了；他替人打抱不平，结果把人家肋骨打断了好几根；人家不服，报了案了；他也不服，据说到了“里边”也敢推搡公安，实在是胆大包天，就被重判了。阿姆故意把人名都隐去了。她总觉得我很小，不应该掺和到大人的事情里来。管阅览室的老师也跟我讲过，他有点羡慕我家小叔叔，同样被关，我家小叔叔毕竟事出有因，毕竟被公判了，毕竟是被关在正儿八经的劳改农场里。“他比我那会儿好多了，现在就更好了，《刑法》都实施五年了呀，有罪没罪，有根据了。”阅览室老师向我推荐过好几回书架上的《刑法》书，他自己在读，我也顺便瞟过几眼，这么枯燥的文字，也亏他读得下去。不过也难怪他会努力啃，因为他吃过苦头。在混乱的年代，他也被关过，就被关在教室里，哪里也不能去，关了整整半年，拼命叫他交代问题。是问题，却当成罪行一般处理。他的罪因是他踩了一张报纸，而那上头，有不能踩的图案，他必须从这个踩的动作里深挖自己的罪恶根源。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啊，但他又必须想出来，还得写下来。他讲得也很晦涩，眼巴巴地望着我，好像我能帮他什么似的。可是，他说的，阿姆说的，我都听得一头雾水。
阿姆在我睡房的泥地上半蹲着，从东边挪到西边，再从西边挪到东边，一边说个不停。我时不时瞄向我的床底，那里藏着我的各种宝藏，最珍贵的是一盒万花筒玻璃弹珠。我得把它们转移出来。
“那个人是你三四岁的时候‘进去’的。这会儿你都十三岁了，都已经是小大人了啊。也不晓得那个人如今啥样子了，照说，男人三十到四十，变化总不会太大的。”
说实话，我真的听烦了。我能怎么办呢？我最好找出一个好理由，让我自己说服自己。
终于，阿姆直起腰长叹出一口气，刹住了话头。她站了起来，无奈地打量她的劳动成果。我睡房里的硬泥地高低不平，她又挫又填，满地小鸡啄过一般，黑黑黄黄，新土浮在面上，一踩就粘鞋底。她起劲跺着脚，要把浮土踩实。天气潮，空气里满含水分，她的布鞋底很快就沾满了黄泥。
我家前后左右都造了新房，屋里是水泥地坪，平整得很。泥地再平整，也没法跟水泥地比啊。由地面看本质吧，人家都大步迈入八十年代了，我家还在七十年代原地踏步。自己家是什么状况，自己的父母又是什么情形，小孩子心里很清楚，不作评价而已。真相往往伤人，小孩子看清了也不敢说，这是讨打的，是没规矩。他们都会保护好自己。
阿姆常在我面前嫌弃阿爹：不会赚钱，死脑筋，懒，没得人帮。其实阿爹也没有她说得那么不堪，她自己肯定也知道。
“你爹他就是懒得帮我。来的是他家的亲戚，又不是我的！”幸亏阿姆的怨气又冲向我爹，幸亏她没来得及翻我的床底。太阳在升高了，她赶着下地忙农活去了。
前两年分田到户，阿姆对田地里的活儿比干家务上心。她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她要把它建起来。虽然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可她就是觉得她能。她与人合计着把棉花地改成桑田养蚕，又说在海塘内可以养对虾养鱼，她还有养鸭子、养山羊的计划。这些，她一个人肯定干不了，而阿爹总想着让别人家先试试，跟着总会比较安全——况且，本钱呢？阿爹这样问的时候，阿姆总倔强地回答：我去借！
阿姆唠叨着出门了，我才大舒了一口气。
可事儿还在那里，我得想出一个办法来才好。当然，我不会一个人待家里傻想，我也出门了，和小天一起，去捕猎退潮后潮间带的涂鲜。饭桌上的荤菜，就靠我了，何况又有客人来，我的担子就更重了。
风暴后的滩涂，招潮蟹、望潮和跳跳鱼比平常更呆些，它们也累了吧？我们的收获很快就装满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提桶。到防波堤上去坐下吧，我们得等腿上的海泥晾到半干后擦净了，再放下裤腿。刚才，我们可是把裤子卷到大腿上部再下滩涂的。赤脚走在早春的海泥里，说不上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可我们也习惯了。父母们也是在这样寒冷的水里插秧的，是种早稻的季节了。
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风暴后停留在港口里的两条老木船，它们并排锚定，像两条快要脱水的鱼。早春海泥的咸味儿和着茅草的清香，闻起来活脱就是话梅糖的味儿，让人忍不住咽下口水。还有一只孤单的白鹭，在潮间带上走走停停，有时昂头朝我们这边张望，有时低头啄着自己的身影。它飞到对岸过吗？看它那孤独又傲慢的样子，我觉得，它必定是去过的。一大团云朵的阴影，一会儿在船上，一会儿在岩石上，一会儿在我们脚下。云朵的影子，也同样会落在对岸吗？
眼前的海很平静。一场“观音暴”刚刚过去，海翻腾了两天，也乏了。对于风暴，岛上渔民有一则口诀，按时节可能会来临的风暴都编在里头，他们随口就能背出来，和背乘法口诀一样顺溜。我可记不全，也不必记，我生来是个农家子弟，用不上。我们岛上半农半渔，可算是个自足圆满的所在。再说，另有一条考学的正路在等我。我的前面，已经有七八个这样的榜样，他们能，我也能。如果没有那些进出港口的渔船，没有出门考学的学长，我会恍惚，我们的岛如果某一天突然消失，岛外的人也不会在意吧？阿姆的种种计划，也是要和岛外的世界建立连接吧？无论是蚕茧、对虾还是山羊与鸭蛋，她都想要卖到岛外去。可到目前为止，阿姆最远只去过普陀山求观音菩萨保佑。
不用背口诀，岛上人都知道，农历二月十九前后的大风，就叫“观音暴”。这日子正是观音菩萨的诞辰。将狂暴的风和慈悲的菩萨捆绑在一起，所有的恶都有菩萨去压制，日常生活才能平安延续。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在这群岛的东南洋面上。在地图上看，我们在西北角，以本岛为中心，两地差不多能连成一条对角线。去那里要先过一道内海到达本岛，翻山越岭之后，再过一道内海，才能到达，遥远得像在地球另一端。阿爹阿姆刚结婚的时候去朝拜过一回，求他们的新家能得到菩萨庇护。隔着一个大香炉，他们俩还拍了个合影。我没去过普陀山，有一日，我总会去的。已经去世的奶奶叮嘱过我，求菩萨赐福自己之前，一定要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奶奶说，人之上，有天地，有年头，做人就得靠这样的好年头，碰到坏年头呢，人就难做了。她念叨着，难做了，人就难做喽。时不时会想到奶奶，是因为奶奶所说的人生道理，总是很清晰明了，和我现在身边的人都不一样。
这会儿，软软的蓝天之上，太阳懒洋洋地晒着对岸永远不变的远山。那是舟山本岛上的山峦，一道背后躲着一道，层层叠叠，永无穷尽似的。长这么大，我还没出过这个小岛，甚至，我也没去过我们岛的后岸。在我们这岛上，就只有一道山梁，横贯岛的东西，隔裂了南北，朝南的叫前岸，朝北的叫后岸。前岸人没事不会去后岸，后岸人却得翻越山岭来前岸上初中、乘航船。我们安静地活在自己的村落里，像屋前屋后的大樟树。岛外的人，他们活得像树呢，还是像鸟？
近中午，这一整条防波堤上，只有我和小天。我们悬空坐着，晃荡着沾满涂泥的湿润双腿，每划出一道风，泥层下的毛孔就支棱起来，身子跟着麻酥一下，让人心痒痒的。身边的铅皮桶里，红钳子的招潮蟹沿着桶壁窸窣窸窣爬上来，我们拿手指头一戳，它们就又坠落到桶底，“噗”的一声，对于招潮蟹来说，也是致命一击吧？望潮舞动着长满细小吸盘的灰白腕足，从桶口上紧罩着的绿色塑料线网里钻出来，一条又一条，一共八条，在虚空中蠕动着，寻找可以吸附之处。我们又拿手指头一拨，它们就受惊急速缩回，很久都不敢再度出击。我们和猎物玩着温和的游戏，一边等着腿上的海泥慢慢变干。有的男孩子很凶，他们会剪断招潮蟹的钳子和望潮的腕足，这些残肢，在刚脱离身体的最初几秒，还会行动，男孩们就对着那些即将失去活力的残肢大笑，他们又赢了一次。他们也会玩猫和狗，有时候就直接拿石头砸死了事。我们不是这样的男孩子。当然，大人们就更凶了，他们为了让煮熟的望潮上桌好看，就先把它们反复掼到石板上，直到它们晕到八爪抱头，形如一朵绽放的菊花，再下锅。
我已经揉软了手上的报纸，等会儿就用它来擦我们半干的泥腿。那是我顺手从学校阅览室的书报架上取下来的《中国少年报》。管理阅览室的老师只管理书，对于报纸，他碰也不碰。来读书看报的学生本就不多，我算是去得最勤快的了，还会帮忙收拾一下报纸。我的收拾原则是，从头到尾浏览一下，存下我觉得有用的，其余的，就顺手用掉了。报纸还是有很多用处的。这会儿，我把已经柔软如布的报纸一撕为二，我拿了一九八五年那一半，给了小天四月八日那一半。
“村东头山路那里，已经有蛇出没。”
没来由地，小天这么说，特意说成普通话，翘舌音对了，后鼻音也对，可听着还是和有线广播里的不一样。今年开春后，我们俩就悄悄跟着有线广播里的播音员校准发音，为将来出岛做准备。这事儿，我们俩挺认真的。我们到底不是小孩子了。我们还知道得攒些全国粮票，最好再备几张村部盖了大红章的介绍信。否则，我们可能就没得吃和住——我们没有出过岛，可我们听过出岛的大人们吹牛啊。但那还是遥远的事情，眼前最要紧的是，床底下，我的那些弹珠，该怎么处置呢？
对小天这一大箩筐的话，我只随口“嗯”了一声。我想着自己的心事呢。我们岛上多眼镜蛇，春末夏初，岛外收药材的就会慕名前来。村里有个叫“抲蛇三”的老伯，瘦长个儿，手劲儿特大。蛇出没的季节，他徒手抓到的眼镜蛇，合起来能装上满满一麻袋。听说我家小叔叔曾跟他学过一阵子，差点被蛇咬死了，都没学会。可见，抲蛇这事，不是仅凭胆大就能做的。一到春末，大人们都会对小孩说，不要上山，不要太靠近草丛啊，小心蛇。
小天还在一个劲地向我展示“抲蛇三”取蛇毒的手势。一只手抓住张着嘴的蛇头，扣在小圆漏斗上；另一只手挤压蛇的双颊，毒液就喷到漏斗里，沿着漏斗，蛇毒就流到玻璃瓶里。小天压低声音说，蛇毒剧毒，能杀人。
这小子，武打片看多了，少林、武当，梦里都不知道去过几遍了吧。他难道也想学抲蛇？不可能的，他胆子太小，跟小姑娘似的——也难怪他，他前头有四个姐姐，只好有样学样。他出娘胎那一刻，他爹在屋外大呼“天！”他就叫了小天。我爹说他这名字太大了，前面就是加了个“小”，也还是太大了。我爹要是听到我自称“小爷”，一定会惊讶得不晓得咋办——事实上，我爹也跟小天一样，胆很小。
我爹只有他自己。这得怪我们在村里是小姓。据说我们的祖上像飘蓬一样来到了岛上，原是打份船上的临工，没有根基，后代人丁也不兴旺，到我爷爷这代，也是如此。我爹没有亲兄弟姐妹，硕果仅存的两个堂兄弟，小的在监狱里，大的在纽约。我把这感慨跟那阅览室管理老师说过，他安慰我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他说这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他找到《论语》，翻到某页，指着读给我听：“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他边读边脸上放光，仿佛能如此朗读就非常幸福。事实上，他过得很孤独，哪来什么兄弟啊，要不然，他也不会和我这样的小孩子长篇大论。那段话，我也跟着读了两遍，不知道为什么，读着读着，竟有一丝幸福感。四海，对我来说太大了；这岛上，小天就是我的兄弟，对吧？
去年去纽约的大伯，说不上对我有多亲切，他本就是个严肃的人，但单身的他，过年时会给我一个结实的压岁钱红包，这是把我当自家小辈。他壮实臂力好，心思也细，武能剖木头做大木，文能雕花细作。别人欺负我爹过头了，他也会出面，或者动手或者训人，他都有自己的分寸。虽然三代之外血缘已淡，但他和我爹也是兄弟，对吧？
今年正月里，大伯汇来过一百美金。他只汇了钱来，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没有联系方式，我爹都不晓得咋感谢他，只好请人在写去纽约的信里带了一句。阿姆捏着那厚厚一沓十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侨汇券跟我爹嘀咕：“我没数过这么多钱呢，要么你再数一遍？恐怕，他这是跟我们托付他弟弟？他想过他弟弟回来住哪里吗？这钱，怕就是寄来给他弟弟的吧？让我们暂时保存一下。”阿姆这样推论之后，心安了。我爹想了半天，也觉得阿姆说得有理，可他明显有些失望，也就淡淡地说：“他弟弟啥样人？性子比他还刚，身板比他还壮。他会给自己找到住处的。听说，他们都在发愁，他刑满回来了，他们可怎么办呢？我们愁它做啥？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我阿姆白了他一眼，说：“怎么说他都是我家的客！再怎么样，也得留他住几天，就住儿子的房间。儿子和我们一起睡吧，拿门板靠窗搭个小铺就行。我们就这两间房，不像样。他看过就心里有数，不会长住的。他是个明白人。”“可是……你收留了他，不是就站到他们的对面了吗？这不妥当。他们去接了来，自然会安排他住的地方，你不要瞎起哄。你在乎的那套待客之道，现在谁还当回事啊？没人说你不会待客的。不会的。”阿姆鼻孔出气，轻笑一声，说：“就没见过比你更胆小的。”我爹也就跟着讪笑几声。我仔细听着，也还是一头雾水，什么“他”和“他们”？我得让出我的房间，就这个意思很清楚。
这是上个月的事情，我一天天拖延着，不舍得和我的那些万花筒玻璃弹珠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