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不言，寝不语”这句话，在老一辈人这里是个纠结的悖论。一方面，小时候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历了在餐桌上被指责：“吃饭不要说话。”另一方面，当年纪长了一些，我习惯闷头吃饭时，又被抱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话都不说一句，肯定是青春期叛逆了。”

两种做法只能挑一边。年纪更小的我确实是在吃饭时很爱叽叽呱呱的孩子，而且还拥有一套独有的餐桌行为艺术：比如有次我幼年的保姆从乡下带来一大网兜田鸡，奶奶兴奋地炒了一大盘子，结果端上桌时，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青蛙是益虫”的蜡笔画，放置在餐桌中心。奶奶只瞥了一眼，就直接把油汪汪的一盘清炒田鸡压到了我颇为激进的宣传画上，导致整顿饭我都在大哭，不依不饶地嚷着：“不能吃益虫，不能吃益虫！”直到挨了我爸一记头塌，我才安静下来，并被迫吃了一条他恶狠狠摁进我饭碗的田鸡腿，但滋味确实还不错。奶奶一边观察我一边说：“以后你想吃还就吃不到了。”此话一语成谶，随着牛蛙繁殖技术的成熟，乡下捕来的田鸡迅速退出了美食舞台，我再没吃到过筋肉鲜美的乡间益虫。

另一件我经常在餐桌上干的事，是由于讨厌我爷爷以及他带回家的客人们边吃饭边抽烟所致。每次当他于第一道菜上来之前，带领众人点燃手中的烟斗或纸烟，我就会高举同样是自己手绘的“禁止吸烟”纸板牌子，绕桌一周。但爷爷和他那帮同是老头的朋友，只会嘿嘿笑着观赏我凌厉的姿态，然后就像我奶奶对待我一样，直接拿走我精心制作的宣传资料，将其作为某一道横菜的天然锅垫。虽然在抗击吃益虫这件事上，我背叛了自己的初心，但在反餐桌抽烟这件事上，直到今天，我仍有手画一张禁烟牌牌并绕桌一周的冲动。

犹记得当年，“禁止吸烟”的小画不仅放在了饭桌上，还被我以惊人的韧劲复制，不断放在我爷爷抽烟的卧室里、洗手间的马桶上方、晾衣服的阳台一角，以及插入我爷爷的私人小书房兼工作室的书架上，为的就是要表达小人的抗议。在我看来，爷爷和我爸比起来是温柔可亲的完美男性，但就抽烟这一点，成为了他整个人的瑕疵，对此我绝不能姑息。但爷爷毕竟也是睿智的，因我对他和他朋友们的不停扫兴，他终于放弃了无视的态度，转而要和我达成一项交易：“你有吃饭的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我也有。”爷爷许诺我可以得到一项特权，吃饭时做那件事他绝不批评我，条件就是他可以保留自己边吃边抽烟的权力。我想了想，终于落到了老男人的陷阱里，提出我想要边吃饭边看书。

于是这成了我一生的坏习惯：边吃东西总要边拿着本书看，从儿时的《红楼梦》、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集、儒勒·凡尔纳、大小仲马到现在用手机看各种小说。我的眼睛越看越近视，一边吃一边眼睛恨不得贴到书本上去。我奶奶笑称我看书像在闻书，这么说也没错，因为边吃边看，确实容易把食物污渍也溅到书页上去。这并不违背爱书之人的行为准则，只是我多了些记忆：在某页曾经掉下一块八宝辣酱的笋丁，是以污渍褐中带橙色，那是我奶奶当时使用的辣油的颜色；在某页则有挥之不去的酸臭味，应该是亲戚正好送了一罐子臭冬瓜，筷尖的汁水滴了上去，等等。这几年，我则从深度近视眼向新手老花眼过渡，吃饭时看书看手机，书页和屏幕都是拿得越来越远，有时恨不得自己臂长一丈。这时手机支架便成为我的随身宝物，每次独自进餐厅也会在食物的对面支起一个，边吞咽边伸出手指隔着距离划过一页又一页，这是童年的延伸，又是童年的对立。当我慢慢走向彼岸时，仍携带着我出发时心爱的玩具和坏习惯，当我已慢慢看不清小时候，却发现距离更远的老年对我来说更清晰了。

因为得到了吃饭时可以看书的选择，从此我便不太舍得再在饭桌上说话，并逐渐发展出另一项特异功能——一边不错过桌上的任何菜，一边深深地把书里内容看进去，还可以一边支起耳朵听别人在讲什么，甚至我还能不时捕捉一下电视里在放什么节目，从新闻到连续剧播什么尽在我的掌握。那些年的晚饭可以吃得很漫长，那些年的电视台似乎很会为观众打算。记得我家总是先看六点半的上海本地新闻，再接着七点的中央台《新闻联播》，等天气预报一结束，热门的电视连续剧又准时开始了。家里大菜台尽头的柜子上放着十四吋的金星彩色电视机，后来又换成十八吋飞利浦和二十吋松下的，那是每天吃晚饭时众人的焦点，大家在饭桌上讨论的话题也大都来自这方头方脑的神奇电器。那段时光是真正的电视黄金时代，在小孩子心目中，新闻播音员是第一等的厉害，晚会主持人是第一等的漂亮，而冲锋陷阵的记者则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他们能去到任何地方，能问出任何问题。那时候的话筒是一根黑色长棍，我每每看见记者们的头发被吹得风中凌乱，却依然坚毅地将那支黑色长棍伸向未知时，心里就充满了对他们的敬畏之情。还记得我爷爷跟我说，你作文写得好，以后要不要当记者？我则深思熟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当记者会死吗？爷爷想了想答，如果采访战争或者案件，是有可能死的，但他们会被人一辈子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