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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无数俗语和乡谣在讨论舅舅与外甥的关系，但肯定是农业社会的遗存，大家族聚落而居，父系家族与母系家族的地理空间相距不远，形成微妙的合作而又竞争的关系。下一代不断在上一代的帮助下寻找着平衡（宫斗剧将这一点具像化，并且发扬光大了许多），直到青年男性自己逐渐成为家长，再寻找某种新的权威感的建立。这是一种男权社会的被摆上台面的辅助关系。

只在我母亲的叙述中认识我的舅舅，他们是虚线的、浮面的，是片段的生活里的影子，简直像水波纹，流动中就逝去了，甚至连肖像都不构成。幼年的生活中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位舅舅，尽管我母亲有五个兄长，但他们不是实体，不活动在我的生命里。在我母亲的年轻时代，整个国家遭受着各种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城市人。那个年代的组织分配是铁的定律，家人的离散，似乎也并不是多么离奇的事情。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离开北京，到了湖北安陆的“五七干校”“锻炼”之后，她就和她的兄弟们都丧失了联系，加上“干校”结束后，她没有返回北京，大家都变成了遥远的存在——最多也就是纸上的存在。

我的舅舅们，既没有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依靠，也没有任何榜样的力量传来。似乎他们都生活得还不错，尤其是某位舅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青岛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某位舅舅曾经是彭德怀的秘书，经历了被打倒被平反被重新发掘后成了八九十年代的电视剧编剧，短暂地有了点微名；还有传说中“不学无术”的小舅舅继承了我姥爷的医术，在北京成了名针灸大夫，据说风流倜傥，和某个“共和国明星”的女儿一直有着纠缠复杂的恋爱关系。但他们依然属于传说——在现实中，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职工组团旅行刚刚兴起，我妈生活的小城市宜昌因为有三峡大坝的关系，也被列为旅游目的地，我的二舅因此有机会千里迢迢从东北小城磐石到湖北宜昌旅行。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葛洲坝开始兴建，这个城市就期待自己可以扬名天下。葛洲坝和市民阶层的联系非常微弱，我们从小就能吃到因为大江截流而不能洄游到上游的中华鲟鱼，在附近的菜市场上，有几块钱一斤的大块的鲟鱼肉贩卖，肉质粗糙，暗红色。那时候无知，不知道葛洲坝是这种野生大鱼的末日。

生存在野外的中华鲟鱼大概有几百斤重，它的习惯是不远万里从长江下游一直洄游到上游的重庆。葛洲坝建成后，长江被中断切开，大量的巨型鲟鱼徘徊在长江中游，正是我们这个小城的渔夫让它们丧了命，杀害了不少这种甚至比人类历史更长的时间长河的大鱼。被鱼叉叉中的巨大鲟鱼必须被切开在菜市场出售，鲜红鲜红的大块裸露，丧失了形体的鱼就毫无让人同情的意思。煮熟的鱼肉如同牛肉般塞牙，我们说，不好吃，不像鱼肉。毫无羞耻感，也毫无为天下担忧的心思。

葛洲坝的修建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生活的区域逐渐形成了一套奇特的方言，混合了河南话和湖北话，外加一些奇怪的西南地区的发音，总而言之特别转腔转调，让本地人的耳膜非常不舒服。除此而外，我想不出葛洲坝对于宜昌人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人生的大事没有这么简单，正是因为葛洲坝和接下来三峡大坝的修建，让宜昌成了一个旅游城市，也让我妈和我的二舅有了相见的理由。这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分别后的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

我那时已经在外地上大学，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妈拿照片给我看，有她和二舅的合影，这也是我知道的我妈和兄弟们之间少有的亲密接触。照片里的二舅并不显得如何苍老，尽管他比我母亲年长将近二十岁。我只是看到他稀疏的头顶，对我妈说，我不会也秃顶吧？这个基因属于母系家族的遗传，尤其会传给外甥。

我妈对我的担忧没有回应，大概觉得我无情。那阵子，她沉浸于和这些多年不联系的兄长们的通信，叙述他们分开后的情况，以及近况。那是个清闲的、散淡的年代，人们来不及地在信件中叙述一切。智能手机尚未出现，人们喜欢长篇大套地在一叠叠信纸上抒发情怀，是个温婉的习俗，可惜这个习俗一去不复返了。

我就从那些信纸上约略知道了我二舅的大概情况。他在东北吉林省的小县城磐石教了一辈子书，在我妈年幼时，他就已经是县城里若干小学的联合总校长了。他是本地最早在北京毕业的大学生，加上我姥爷有声望，二舅不仅仅分管一个小学，据我妈说，最多时是磐石八所联合小学的校长。我妈经常在台下仰望着台上的老师，最后站起来的往往是她的二哥，本校校长。她年纪很小就进学校，四岁左右，二舅大概也是极为年轻的校长。有一次她撒尿在裤子里，大哭着不肯回家，老师告诉了二舅，二舅背着哭闹的小妹回家，成为家里人常说的笑话。

但随着土地改革、东北解放等一系列社会巨大变动，他越来越普通，越来越平凡，藏身于众人之间。校长的头衔早已经灰飞烟灭，我的二舅成了一个最普通的县城老师。尽管当地教育局也承认他教书不错，让他在高中辅导毕业班，但也就是个返聘的中学语文教师，一个头发稀疏、神色紧张的老头，并没有多么德高望重的样子——传说中的县城名教师都是神态安详、志得意满。

他和我妈的往来信件絮絮叨叨，涉及的都是家事：他如何被返聘，他如何再找了一个老伴儿被儿子们反对（事实上我妈因为和她去世的二嫂关系很好，也暗自反对），他所居住的小县城磐石如何变化巨大。但这些都很空泛，属于他们兄妹的“私聊”，也不激发旁人的兴趣。

我居然完全没有想过我这个舅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在县城度过了一生，为什么我姥爷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北京谋生的时候，仅仅把二舅一家遗留在了东北小县城。

以姥爷那么要强的性格，那么高傲的人，那么勇于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掌控者的习性，他把二舅一家留在东北县城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丝内疚？是不是有一点不甘心？完全没有想过这里的前因后果，没有深究，只是设想我的姥爷大概知道在北京谋生不易，他实在没有能力拖家带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户籍控制的情况下，把我二舅一家一起弄到北京——属于生活的无奈。

然而，这只是表象。我姥爷姥姥，以及他们别的儿女们，与我二舅的关系并不和睦，其中隐藏着家庭的秘密——是的，又一个家庭秘密。

离开与留下自有其根由，需要耐心打捞。秘密是经不起盘问的，松散的石头堵住了大门，但日积月累的时间冲刷之下，只要轻轻地触动，就能把石头垒砌的破门戳开，带来真实的空气。真实的空气吹进来时，一切变得无比新鲜，二舅的脸突然生动起来。

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在很长时间里，我只看到过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戴着日式的学生帽，也穿着学生制服。那是伪满洲国时代的留影，大概率是某个正式场合，可他还是不太正式，十八九岁的他，抱着胳膊，尖脸，顽皮地笑，旁边是一堆穿旗袍的女人们。也许是个有点隆重的聚会，否则不会拍照，别的人都正式，只有二舅是自得的。

一个志得意满的小学校长。无数磐石人的毕业证书上有着他的签名，王阁俊。最近回东北磐石县的老家，本地的历史素材搜集者还给我看一份有我二舅签名的小学毕业证书，证书的左下角，写着“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磐石县烟囱山镇完全小学校，校长，王阁俊”，墨迹不深，有点像图章印上去的结果，但又毫无疑问是他自己写上去的。规矩的字体，说不出怎地带了点匠气，也对，一天要填写那么多的毕业证书，不会太潇洒如意。

这张证书颁发于公历一九四九年，东北已解放两年了，我三十岁的二舅还在当着小学校长，未来如何尚未可知，但毫无疑问，时代的巨流几经冲刷到了门外，更大的变动即将到来。而此时，二舅与姥爷家的关系已经很紧张，这个紧张，来自于一九四七年东北的土地改革，我二舅的一次冲动型的“献宝”，让姥爷受了委屈，差点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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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本是磐石本地名医。本县有四大名医，但是按照我母亲的说法，姥爷是架子最大的一个，甚至号称“王大架子”，但不是对一般平民，而是对有钱人。有钱人也要来排队看病，轻易不上门，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多年后去北京谋生。成为名医后，某司令部的后勤部主任的勤务兵上门请他，也被他拒绝，让人家来排队。按照一般的社会心理，这种人不会招致普通老百姓的仇恨。

而且按照东北地区的土改政策规定，姥爷的定位最多也就是个小业主，但因为二舅急于追求进步，某天向当时的工作队揭发，说姥爷家的院子里，还埋着一大缸金银首饰，导致姥爷被抓走交代，也导致了二舅和全家人的关系恶化。

我妈那年还只有十岁，工作队来家里挖财宝那天，是她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门被哐哐几脚踢开，我姥姥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也是处于惊恐之中，让她快从后院跑出去。东北的大雪天，院墙外的雪堆几乎与高墙齐平，我妈赶紧连滚带爬上了树，从院墙翻过去，跌倒在雪堆里，爬起来接着跑。虽然年纪小，什么事情都半懂不懂，但大概也知道自己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雪地里只有一串脚印。

如果有长镜头跟着摄影，大概也会是经典，像特吕弗的《四百击》的结尾，往海边狂热奔跑的孩子，最后定格。只是这次我妈是主角，雪地上的奔跑，没有目的地。

姥姥说，今天千万别回家。我妈在雪地游荡了一天，先从她们家所在的北门，去了同学家位于西门脚下的家“避难”。上个月去磐石，我跟着本地的一位历史研究者，从磐石县城的北门走到西门，只不过一公里的距离。这是个小城市，当然城墙和两个城门都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了名称。

现在的西门外倒是热闹的，有个长蛇般蜿蜒的自由集市，摆满了附近山沟来的野生瓜果，我一个都不认识。拇指大的野生猕猴桃，秀挺的鲜榛蘑，包裹着浅粉色叶片的洋菇娘，还有硕大的新鲜人参，摆放在森绿的蕨类植物里，衬托得华贵起来，其实也就几块钱一整根。整个市场繁华富丽如一张精心织就的锦缎，全是我没有见过的新鲜东西。东北的县城市集是富足的，这里的小贩们都快乐地嘲笑我，一看就是外地来的“且”，因为我什么都不认识，问东问西，本地话，管客人叫“且”。他们一点不知道我和这里的关系，我觉得类似故地重游，并不是完全的客人，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条道路，七十多年前，曾经奔跑过我的妈妈，一个伤心的十岁女孩。

我妈日常喜欢说句俗语，“杀鸡问且”，意思是说某人做人做得虚假，杀不杀鸡应该是主人的事情，可是还要问客人，“要不要宰只鸡给你吃”，显得虚情假意。因为她说得多了，所以“且”这个字，让我印象深刻。现在不仅我是“且”，我妈如果回到这个她生长的地方，估计也是“且”。间隔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几千里的土地，哪里还能找到一点故乡的感觉，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异乡人。

我妈还清楚地记得，她去投奔的同学叫王丽娟，家里是做小买卖的，房子不大，两间通着，索性连厨房都在后院。同学叫我妈的名字说，王玉珍，我们玩小瓷人吧。我妈和她过家家，小瓷人是朝鲜做的，当时磐石多的是日货和朝鲜货，小小的，粗笨的，画着眉毛眼睛，是民间的小孩玩具。王丽娟拿出来，这几个归你，这几个归我，两个人在炕上玩着，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王丽娟说，你接着玩啊，我吃饭去了。下炕去了隔壁屋子，家里大人也没有招呼我妈一起吃饭的意思，大概也觉得就是小孩子，不用客套，加上家里也确实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饭菜。

我妈一个人在她们家的小屋子玩着，静悄悄地，不敢出去，不敢出声。

东北冬天，天黑得早。最近去磐石，是盛夏，走到哪里都是静悄悄的白云，厚厚地堆积着，被蓝天衬托得越发白。这里人似乎对天象也不关心，八月的巧云和冬夜的黑云，也就都是云，但我妈那天对冬日黑云的恐惧，应伴随了她的一辈子。满天的黑云，雪要下不下的，外面白雪化开了一些，越发显得马路上脏。家家户户都是木条子的院落，木条子的黑门，被白雪衬托得颜色深重。整个世界除了白，就是黑，是照片里北方的冬天。

但那些照片里，家家户户都有窗户露出黄色的温暖的灯光，光线代表着温度，代表着可以让自己的身躯彻底放松的家，可我妈不敢回家。下午四点钟，天即将黑透了，王丽娟的妈妈开始赶客，问她，王玉珍啊，你还不回家吃饭？我们家要吃晚饭啦。那时候同学都说，王丽娟的妈妈厉害，和新来的区长马达的关系不一般。我妈还依稀记得，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