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当一个人面对大海的时候，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或许这个浪漫主义式的疑问早就被解构到体无完肤的境地，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韩东《你见过大海》），潮起潮落所留下的，似乎不过是一次次的空白和寂寞。可无法否认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遥望大海的姿态早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文化标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海上明月共潮生”“三万里河东入海”，自我、远方、家国、宇宙……辽阔的海洋总能激发古代观海者思接千载、感物抒怀的无穷想象力。可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惑：在中国古人的文学想象中，海洋为什么总是只能被远远观望，而不能切身接触？海洋所诱发的遐想为什么总是无关它本身，而是指涉着渺远的精神意象？这问题的背后，无疑关联着千余年大陆农耕文明经验所形塑的“集体无意识”。

不止作为中国古代优势文体的诗歌，在中国古代小说当中，海洋也从来都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说它在场，是因为早在中国传统小说文体的雏形时期，对海洋的想象与书写就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题材。有“中国海洋小说之祖”之称的《山海经》，一面幻想海洋远处是光明磊落的“君子国”“大人堂”，另一面又借怪状的“人鱼”或吞人的海兽来指认海洋陌生、凶险的“他者”质地。这种海洋想象的两面性，也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基调，之后的《搜神记》《博物志》《水经注》，乃至《聊斋志异》等都乐于对海洋作奇观化的异域想象，及至晚清的《镜花缘》《因循岛》也都存在依靠海洋来完成政治隐喻的重要情节。但需要指出的是，对海洋的这种述说方式，支撑起的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在场镜像，中国古代小说对海洋的态度往往是无限痴迷，却又止于幻想、远远观望，海洋总是指涉着丰富的象征内涵，却少有人与海洋的真实互动。就此而言，海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又是长期缺席的，以至于为黑格尔所说的，“如在中国的情况下……海洋仅仅是陆地的尽头，他们与海洋之间没有积极的关系”（【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提供了并不光彩的文学证据。

杨云超徐勇/以海为镜：海洋题材新质与当代小说新变理论与批评随着近代中国被迫卷入全球海洋贸易体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这种“在场却缺席”的海洋叙事逐渐松动。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在刘鹗《老残游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中，海洋开始从虚幻的浮想中挣脱，向现实政治隐喻的领域渗透。真正意义上的转折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在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的同时，更催生了大量当代小说“向海而生”的文化自觉。一个有起源意义的代表，就是王蒙一九八〇年的短篇小说《海的梦》（《上海文学》一九八〇年六月号）：激进而浪漫的知识分子遭受了二十余年的冷落孤苦，终于在“归来”的时刻投入了大海的怀抱，在与海浪畅快恣意地搏击时，他“几乎自诩为大海的征服者、乘风破浪的弄潮儿”——个体在身体和情感层面上与海洋的彻底贴近，才标志着小说对海洋的表述从远观想象向近身经验的位移。当代海洋题材小说既未全盘抛弃传统的象征系统，也不再满足于将海洋简化为政治隐喻的容器，而是试图在陆地与海洋、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全球的张力中，重构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实践性的文学新形态。我们试图通过梳理表述海洋的新方式，来勾勒当代小说的种种新变化，呈现世界海洋文学写作中的中国经验。

二、拥抱海洋还是回归陆地

在中国文学的漫长传统中，陆地始终占据着文明叙事的中心地位。“陆地本位”的思维，本质则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对稳定性的天然依赖，而海洋的流动性，以及其所关联的商业贸易经济模式，则被视为对稳定农业秩序的威胁。因此，传统中国文化对海洋的态度，往往是提防和排斥的，比如“精卫填海”的神话中，便暗含着陆地（“常衔西山之木石”）对海洋的悲壮抵抗。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认为当代中国小说一定是拥抱海洋的——可实际上，海洋和陆地根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项，海陆的交界处也不是悬崖绝壁：滩、岸、岛、洲、渚……很多“中立”的汉语名词都在表示，海洋与陆地存在着漫长的边界、存在共生的可能，文学对陆海关系的想象也将是复杂而开放的。

我们有必要再次对比中西方传统小说中的海洋观。如果说，传统中国小说中对海洋“敬而远之”的态度是对陆地文明（“我者”）强烈依赖的一个极端，那么西方海洋小说则走向了严格排除“他者”异质性的另一个极端，其所谓对海洋文明的天然亲近，其实是掺杂了消灭异教徒式的、殖民侵略的野心。譬如，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之作《鲁滨逊漂流记》中，对鲁滨逊“开发”荒岛、教化野人“星期五”的歌颂，便隐含着对欧洲殖民主义正当性的证明。而在中国当代海洋题材小说中，这两个或是固步自封，或是野心膨胀的极端都得到了恰当的规避，对海洋流动性、陆地稳定性的双重吸纳，形成了既能包容“他者”文化、又对“我者”文化有着强烈自信的态度：一来，广阔无垠的华夏大地提供了“我者”的立身之本，并且构成了主人公身份认同的基础和重要前提；二来，与海洋的距离拉近并不代表将海洋视为自我存在的根基，海洋仍然作为“他者”的形态存在，但其巨大且可感的在场性，构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

让我们先回到八十年代前中期的“寻根”语境，邓刚的《迷人的海》（《上海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展现了从海洋（近海、沿海）维度追寻民族根性的可能，当时的评论家也多关注海洋博大宽广的“父性”：“大海是他生命的摇篮，是他灵魂的保姆，也是他纵横驰骋的疆场”（张同吾《腾波踏浪的历程——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评析》，《文学评论》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但容易被忽略的是，海洋在成为“海碰子”们纵情徜徉的富裕宝地的同时，其中的暗流、礁石、狼牙鳝也对他们构成致命的威胁，而陆地（岸上）则成为他们在海洋中感受到痛苦挫折后，短暂的喘息之所——“它们（海获）离开海就是死，他（海碰子）爬向岸就是生。”陆地提供了生存的基本依靠，海洋则是精神成长的试炼场，所以，对海洋的探索和猎取必须适可而止、最终返回陆地，可陆地的温暖舒适也不能成为终点，“海碰子”的姿态永远是拿起鱼叉向海里走去的背影。作为寻根小说的《迷人的海》所显示的民族精神根性，正是这种“向海”的姿态：陆地的坚实和稳定为充满激情和探索欲的主体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而“走向海洋”则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质地。这种姿态在当代许多小说的陆海关系想象中一再浮现。在《伤心太平洋》（《收获》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的最后，王安忆发出“海洋也许是人类最后的归宿”的叹息，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小说中那个生气后就去看海的“我爷爷”，他看的是远隔重洋的故土大陆（同安），“在他身心深处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向往大陆的本能”，一言不合就去看海的浪子，心里也装着那片坚实的陆地。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人民文学》二〇一八年第八期）中，岚岛和蓝港村的青春活力，其展现的文化自信、发展动能与未来图景，本质上也源自大陆提供的文化与精神支撑……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小说习惯将海洋理解为方法、途径，而陆地才是目的、意义。海洋代表了开拓进取的无限可能性，但如“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海洋可能会带来一时的自由、解放，但人们终究要回到根脉所系的陆地，如若求之不得，游荡于海洋的“浪子”则会陷入深重的焦虑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