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掉苹果的颜色、形状，甚至是它的名字，把自己当作一个外星人，看到什么就画什么。”这是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概念影片《神思无极》里，老师教孩子画苹果时说的话。

我看着这一幕开始思考，如果我是一个外星人，又该怎样去想一个苹果呢？

在此之前，我可以想一些其他有关地球的事——在绘画里，如何表现风？让风吹到树上，在柳条的摇曳中，风有了形状。在诗文里，如何表现“静”？那就在“人闲桂花落”后，让沉默的月光惊起一只山鸟，用“时鸣春涧中”的嘹亮，让人意识到有一个曾经存在的“静”被打破了。在音乐里，如何表现雨？可以用重音移位的鼓点，表现出行走在雨中、倾听雨落在不同物体上的参差错落感。

身为外星人的我，要如何表现这个苹果好吃呢？我看着眼前这个被我咬了一口的苹果，首先看到的是它线条的纹路——从苹果梗处喷发，溢向四周，像极了我在地球上与其他星球上都能看到的星轨痕迹。那么在外星人眼里，吃掉苹果，应该就如同吞下宇宙吧。此等“吞吐大荒”的豪情，自然是不分星球的心旷神怡。

“忘记很多事情”后带来的“想象”，因为打破常规，让一切变得丰富起来。这个方法并非由“我”这个外星人发现的。早在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把语言分为“能指”和“所指”。比如“苹果”和“apple”这两个名字，都指真实存在的那个苹果：两个完全不同的发音，就是语言符号的“能指”，而那个好吃的、真实存在的事物——苹果，就是这些语言符号的“所指”。

红彤彤的、如同宇宙的、具体而好吃的苹果，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里有着不同的表达。这就涉及语言的“任意性”本质：即使具体事物是同一个，但是表达它的形式充满了随意性。

此时，身为积极了解地球的外星人，或许会问第二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星球上各个国家的语言会融合在一起吗？当然不，就像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不会停滞一样，不同语言符号中承载的文化意象也在不断增多。因此，罗兰·巴特在索绪尔的一级语言符号系统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二级语言符号系统——让文化进入语言。

就像中国人看到竹子，会想到“梅兰竹菊”四君子或者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气魄，但是没有接触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国人，大概只会想到这种植物大熊猫可以吃。

同样，中国人看见圆月，激发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外国人大概想到的是“月圆之夜，能打败吸血鬼的狼人就要出现了”这样带着奇幻色彩的故事。不同国家的语言，因为各自独有的文化，会搭建出界限分明又不断更新的语言世界。面对相同的意象，不同文化所带来的“前理解”完全不同，甚至相同的文化体系里，每个意象中蕴含的意义也会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对于某种形式的语言来说，也不会无穷无尽，就如同当唐诗里的意象和语句的雕琢到达顶峰，好像再也承载不下去的时候，宋词登场了。

对仗的诗句出现了长短句的变化，意象使用中加入对日常细节的咀嚼，以更强的音乐性从容地带出诗文的丰富情感。漫长而隽永的文学史，就这样开启了新境。

真是应了那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或许等哪一天我灵感枯竭的时候，假装自己是个外星人，用新的视角注视万物，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普通的日常早就如同奇迹一样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