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早高峰唯一的空车进站，人群瞬间决堤，我被推搡着挤进车厢连接处的黄金三角区。耳机里的鼓点刚淹没列车的轰鸣声，旋律却突然飘忽起来，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推高音量，直到电子声浪彻底吞没整个世界。

下午时，我的右耳突然像被蒙上了一层厚棉絮，听力明显下降。我慌忙赶去医院，这一去就是7天。人生第一次住院本该警醒的，可我像患了“休息羞耻症”——在病床上微信改稿，出院第二天就继续熬夜赶方案。巨大的阴云正在逼近，我却埋头死磕老板那句“再改改，明天交”。

很快，耳鸣升级成24小时不休的喧嚣，仿佛有个施工队常驻耳蜗。西医、中医及各种偏方轮番上阵，最终只得到冰冷的判决——习服，也就是治不好，习惯就好了。想到往后余生都要伴着这恼人的噪声，我陷入更深的焦虑漩涡：越失眠越焦虑，越焦虑越失眠。内耗像块橡皮擦，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反复摩擦，把每一个日子涂得面目可憎。

我把久治不愈的烦恼一股脑地倾泻到社交平台，大数据很快推来一群同病相怜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