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短剧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传播形态，在“微短剧 + 非遗”的融合发展中承担着建构公共记忆、重塑文化空间的关键使命。非遗的地方性是公共记忆生成的原点和文化空间再造的基础。然而，在流量经济和算法推荐主导下，非遗面临从地方记忆到公共记忆转化的双重挑战：如何保持记忆的地方性根基，如何将私密的地方记忆转化为共享的公共记忆。探究非遗微短剧如何通过回归“地方”实现公共记忆建构与文化空间再造，对理解数字媒介语境下公共文化的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笔者以媒介地理学为理论视角，结合记忆研究、公共传播学理论，分析典型非遗微短剧案例。研究发现，非遗微短剧通过“在地化叙事主体”激活地方记忆的自主表达，以“真实性场景营造”提供记忆感知框架，借助“数字化传播机制”实现地方记忆向公共记忆转化。这一过程将分散的个体记忆整合为共享的集体记忆，推动符号消费向文化参与转化，实现了从社区记忆空间到区域认同空间再到国家文化空间的多层次文化空间再造，为数字时代公共文化形成开辟了新的可能。

一、微短剧语境下非遗地方性的消解与回归

地方性是非遗公共记忆建构的基础。微短剧为地方记忆向公共记忆转化提供了技术可能，但流量逻辑和算法推荐导致的去地方化倾向，使文化记忆的独特性让位于传播的普适性。回归地方不是退守封闭，而是在保持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实现记忆的公共化转换，让地方记忆成为公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非遗地方性的多维表征与传播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结晶，其地方性构成了理解和阐释非遗价值的核心维度。地方性并非单纯的地理区位概念，而是地域环境、历史传承与文化记忆交织形成的意义系统。从地域环境来看，非遗的生成与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查干湖冬捕依托于松嫩平原的寒地湖泊生态，景德镇陶瓷技艺得益于高岭土的独特材质，埔女簪花习俗源于闽南沿海的渔村生活。这些技艺不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是人与环境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历史传承赋予非遗以时间的厚度，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族群迁徙、朝代更替、技术演进的历史印记。满族剪纸记录着白山黑水间的萨满文化，苏绣针法中蕴含着江南文人的审美追求。文化记忆则将个体经验与集体认同紧密相连，节庆仪式、技艺口诀、神话传说共同编织着地方的精神图景，使非遗成为“活着的记忆”。

然而在微短剧的传播语境中，非遗的地方性表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流量经济的逻辑驱动下，创作者倾向于提取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元素进行展示，将复杂的技艺过程简化为几个标志性动作，将深厚的文化内涵压缩为煽情的故事情节。从播放数据来看，非遗题材微短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获得高播放量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弱化地方特色、强化普适性情感的内容。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去地方化倾向，平台偏好具有普适性情感诉求的内容，导致创作者刻意回避地方性的独特表达。

这种去地方化的传播困境不仅表现在内容生产层面，更体现在受众接受过程中。《中国微短剧精品化发展研究报告（2025）》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中国微短剧用户已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634.3亿元。但年轻观众通过碎片化的短视频了解非遗，却难以建立起对其所属地方文化体系的整体认知。当非遗被抽离出地方性的意义框架，其文化传承的根基便失去了依托。地方性的消解使非遗在获得更广泛传播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内核被掏空的危险。

2.回归地方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诉求。面对非遗地方性消解的困境，回归地方不仅是对文化本真性的追寻，更是激活非遗生命力的必然选择。非遗的生命力源于其与地方社会的有机互动，地方性构成了非遗真实性的根本保障。非遗的真实性并非静态的原生态保存，而是在特定地方语境中的活态延续。景德镇陶瓷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它始终扎根于当地的瓷土资源、工匠群体和消费市场，形成了从原料开采到技艺传承再到产品流通的完整生态链。当非遗脱离其原生地方场域，技艺可能得以复制，但支撑其存续的社会网络、文化认同和经济基础却难以移植。只有对技艺、场景、传承人进行“深描”，才能破解非遗“地方性消逝”困境。这种深描不是对表象的机械记录，而是对地方文化肌理的深度挖掘。

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地方认同建构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了内生动力。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深刻了解，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在微短剧语境中，地方认同的建构需要超越简单的符号展示，转向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埔女簪花习俗的成功传播案例表明，当地方成为文化表达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展示对象时，非遗才能焕发出强大的感召力。这种认同不是怀旧式的文化乡愁，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对地方文化价值的再发现与再肯定。通过微短剧的传播，原本局限于地方的文化认同得以扩展，吸引更多人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传承中来。

在地化路径选择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关键策略。在地化并非故步自封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在尊重地方文化逻辑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