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一条金坛路——我知道这件事时很惊讶，从来没有想过家乡小城竟然还有资格用来命名一条上海的街道。如果这条路真的以金坛这座城市命名，那么它一定很有些年头，因为一九八三年金坛县被划入常州市，一九九三年又撤县改市，二○一五年撤市为区，并入常州市，而上海甚至没有一条路以常州命名。但当我检索这条路命名的由来时，我发现这只是一个谐音笑话。一七三○年江苏巡抚设立的“分巡苏松道”从苏州搬迁至上海县，改名为“分巡苏松兵备道”，俗称“上海道”，道台衙门南门前的路则被称为“道前街”。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海光复起义后，上海道被革命政府警察厅取代，“道前街”变成了“警厅路”。解放后，警厅被取缔，而“警厅路”则由于谐音，变成了“金坛路”。

这个谐音带有一些微妙的幽默，“警”和“金”其实在发音上一个是后鼻音，一个是前鼻音，但吴方言不区分前后鼻音，因此我读起来也觉得不奇怪。金坛本地方言属于吴语区太湖片毗陵小片，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住，学了一口本地话，即使被母亲纠正过，即使上学后就生疏了本地方言，但到现在日常口语中也不区分前后鼻音。事实上，我的耳朵几乎听不出前后鼻音的区别，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前鼻音的环境里，我能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因为在考试前感冒了，短暂地获得了发出后鼻音的能力。

金坛路离黄浦江很近，向东九百米就是复兴东路渡口，可以坐轮渡过江。复兴东路渡口往北不远就是十六铺水门，提供黄浦江游览服务。我在上海坐过一次轮渡，是二○一○年世博会的园内航线，父亲带我挤到甲板上去看江景，但在七月的阳光下，水面过于刺眼，我第一次坐船，感觉头晕目眩，父亲一个劲地摆弄佳能相机帮我拍照，这是母亲交给他的任务，但回去后发现照片严重逆光，只有明亮的水和黑色的我。

我作为观光客对黄浦江没有什么感情或期待，我觉得黄浦江和金坛那条穿城而过的运河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是更宽、更浑浊、更忙碌，甚至它们都发源于长江。河流是我所熟悉的，金坛河湖众多，在清代康熙年间编撰的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县志，区别于民国重修后的金坛县志）里，金坛“百里之境，水居其四，山居其一”，很多河湖留存至今。从北到南贯穿城区的丹金漕河前身是荆溪，可追溯到宋代，连通丹阳、金坛和溧阳三县，北接京杭运河，南抵溧阳市区。丹金漕河西部的一段支流通济河在城外有一小股南北向支流，途经后阳镇的一段被称为后阳河，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就在后阳河畔。

在康熙县志里，出城西门不远有“后阳干”，“干”是山陇之间的平地，从方位和地形上都与现在的后阳镇对应，并且这个称谓由语言顽固地保留下来。奶奶称去镇上买菜为“上后阳干”，她可能从来都不知道，她和某个康熙年间生活在此的人分享着一种相似的地理观念和生活空间，去金坛城区对她而言就是远游。这种情况会令人感到迷惑，因为村里的人只笼统地称呼后阳河为“大河”，而镇上街道命名也很随意，在河北边就叫沿河北路，在河南边就叫沿河南路。我没有仔细地统计过，但恐怕金坛有许多这类重名的街道，河把人们搞昏了头。我曾经和村上一户外地打工人家的小孩交上朋友，但几年后他们搬回了老家，大人告诉我他们回河北去了。奶奶带我去买菜，我看到街边住宅门口挂的“沿河北路某某号”牌子，发现河北已经到了，就要去找那家人。我对那条不知道要算几级支流的后阳河充满敬意，觉得它无限大而无限长，主导了我想象空间的方式，甚至教会我死亡的概念——奶奶和我父母发生矛盾时，会说她老了就自己走到大河里去，可能这也导致了我对河的敬畏。

我在康熙县志中的地图上找到了许多现存的地方，金坛现在的每个乡镇和较大规模的村落都能在康熙县志上找到对应的标注，个别字词可能经过了同音改写，许多水利设施沿用至今，两个重要的湖泊还在承接着丹金漕河的水流，许多桥经历了重建，但名称依然沿用。令我在意的是，我没有在地图上找到外公家对应的河流。金坛的西侧是茅山山脉，它分割了金坛和句容两县，外公家在茅山最东侧，叫“九江口”，我本猜测这里可能是一处河流汇集之地，但在康熙县志中，只出现了一个“五河口”。但根据乡镇的位置推断，“五河口”显然属于东边的另一个乡镇，距离外公家相去甚远。

好像从我第一次去外公家起，“九江口”就一直困扰着我。我问母亲为什么叫九江口，这里曾经有九条江吗？母亲说她不知道。外公家临近山区，道路高低起伏，屋后是竹林和茶田，与奶奶家的平地水田完全不同。外公家附近也没有一条大河，只有一个小水塘。这种地方，与听起来声势浩荡的“九江口”貌似毫不搭界。那条河，或者说那些河在哪里？

九江口有区域内最大的茶叶市场。茅山地区产茶叶，金坛的雀舌茶叶在绿茶中算小有名气，外公的很多子侄们经营茶叶生意，附近村镇的妇女到了采茶的季节就纷纷去茶山上打零工。但外公和外婆离茶叶很远，他们长年都离九江口很远，离子女们很远，漂泊在东北的工地上做会计和零工。那片工地的目标是在黑龙江的一段支流旁建立江景住宅，那条河比金坛的任何一条河都更宽更汹涌，到了冬天河面被厚厚的冰层覆盖，是完全不同的北国风光。

外公外婆和他们的一众亲戚并不使用本地的吴方言，他们说江淮官话，我猜测也许祖上是苏北或安徽移民。而“九江”和“茶叶”会让人联想到江西九江，那么也许他们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这座城市接纳了许多移民，外公家的口音是移民身份的象征。哪怕是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亲戚使用的方言也会露出一些端倪，譬如他们有时会把茄子称为“落苏”，而真正的本地人会说“茄＼[jiá＼]的”。这是因为先辈自高邮移民而来，即使在本地方言中浸淫了四五代，也难掩只言片语间流露的高邮音调。而这座城市之所以接受如此多的移民，是因为战争和饥荒，最糟糕的一次是太平天国时因为不肯投降而被屠城。太平军在金坛建立了戴王府，就坐落在城中运河的西畔，坐西向东，正门对河。我上的小学由戴王府后的三四进花园改造而来，校门挨着戴王府的大门，也向东面对河，国旗杆立在王府的屋后，一道围墙分隔两个时空。

河流一直在，好像只是换了一批人来填这地上的空缺。丹金漕河并不宽广，没有人坐船渡河。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后离开村庄进城读书，城内的河还在走船，主要是运送黄沙，会有货船靠岸休息。我住的小区离河也就几百米，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船在航行。货船总是被沙石染得灰扑扑，显出一种沉闷的军绿色，船上的门总是漆成朱红色，门边窗边牵起绳子晾晒花花绿绿的衣物，下雨时会有人给货舱盖上厚重的白色塑料布，几人一边喊号子一边铺开遮雨布，发出清脆的“喀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