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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海莹嫁给我的姥爷王春台，并没有那么张灯结彩、喜气冲天，主要还是因为娘家人不守约定，本来说要陪嫁的几百亩土地突然落了空。说起来，姥爷姥姥都有志气，两人去到县城北门内一个小小的角落，开了自己家的小药店，认认真真做自己的郎中。一个县城新来的郎中，再怎么也不会大受欢迎，很难迅速立足。但是姥爷从关里老家一路奔波而来，他什么都没有，没有家庭和孩子，回首河北老家，大约是一片贫寒的记忆，散发着黑色的气息，让人打冷颤，绝对不会回去。他在日复一日的江湖行走生涯中，大约是渴望家庭温暖的，突然找到了大家族出来的新媳妇，我的姥姥。这也许就是他最后落脚磐石的原因。
姥姥在床上瘫痪十多年，重新踏在坚实的她们老隋家开发出来的那片黑土地上，脚步从不稳到坚实，生活从悲哀到有了小目标。常年的室内生活让她皮肤雪白，黑发茂盛。走在乡村到县城的小路上，她应该是很满足的。人生还有什么比开启一段崭新的日子更有吸引力的呢？是好还是坏，全部由自己去承担，她的灵魂一定是起飞的。
他们俩应该都是满足的，一切都是崭新的，重新做一个人，安一个家。姥爷的药房究竟是哪年开业，是不是娶了姥姥才开张，抑或是先在县城开了药店，当了医生，治好了我姥姥，才进一步知名，谁都说不清楚。我妈妈是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她出生的时候，距离我姥爷姥姥结婚已经二十多年，很多事情已经模糊了，除非是家庭里反复提及的重大事件，类似于姥爷为何从河北出走。他反复地说起自己年轻时遭遇的屈辱，在村里油坊分油，他顺手拿了个家伙事，一个绿瓦盆，结果被当众嘲笑，你怎么不拿口缸来。“那时候，要有个地缝子，我就能钻进去”。
不是这件事，大约姥爷也就在老家待了下去，谁不是做个普通农民混一辈子？屈辱太深，也是成功的第一步，在姥爷的世界里，是有个黑白分明的世界观的，有一条极为清晰的线索，从羞辱通向奋发图强，倒像是中国近代史的课堂总结，落后就要挨打。一遍一遍，弦子上弹出来的声音，我妈从小听这个故事多遍，直到她八十多岁仍然记忆深刻，也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孩子，无一不被他逼着好好学习。在伪满洲国时期，我的大姨就离开去北京读大学了，剩下的六个子女，除了真学不进去上不了高中的小舅舅，后来无一不上了高等学府。
这并不是常见的例子，在那个年代，别说大学，高小毕业，已经是很多乡村人家的知识分子。一九五○年代，姥爷离开东北去北京后，留下了几箱子的破旧书籍，都是他常看的。我二舅的孩子，身有残疾一直走不了路的少刚表哥，常年在床上盘踞，他翻开姥爷的破旧书箱，发现很多书本已经翻烂了。残书代表着某种渴望，脱离既定命运的渴望，里面有《老残游记》，有《庄子》，当然，还有大量古旧的医书——之前写过，《老残游记》是姥爷最喜欢的书。
少刚哥和我说，大致能看出爷爷的志向。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出生在一八五七年，比我姥爷大三十三岁，算是隔代人，小说成书于清末。这本书是我姥爷的枕边书，根本原因大约还是作者的游历让他感怀，不过可能也有别的原因，老残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幻想民间生活的自足自乐，对小农社会有期许，对统治者不抱幻想，对官员敬而远之，有一种坦然以对的心态。我们的中学课本上有选读，选篇写济南大明湖畔的说书场，编选者的标准，大概还是“文学之美”。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读这本书。有段时间去台北，总是和一位台湾的老师见面喝茶，她七十多岁，温和有礼，每次在她台北的家喝完茶，都会把我送到楼下的巷口。周围景色，也不过是寻常的街心公园，树影花影，可是和她娓娓交谈后走回旅馆，总觉得心满意足。老师说，她在台湾上大学的时候，向老师请教学问，老师也是送他们出巷口。她的老师是满族人，也是宗室后代，大概这是古老的礼仪遗存。
“你的文章像《老残游记》，有意思。”老师有次无心说道，我听着倒是心里一跳，千丝万缕又绕回去了。一本古老的读物，现实中感觉已经无人提及，结果在台北的街心公园旁边，猝不及防地出现。
我不太知道民国初年东北县城医疗卫生的状况，这次去东北老家倒是有所收获。民国时候的史料，伪满洲国时期的磐石乡土志，都被整理出来，有许多内部资料可以查阅。伪满洲国时期的县长姚祖训，在“康德四年”，也就是我母亲出生的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一本《磐石县乡土志》，现在也被翻印了，开卷引言是，“满洲建国，百度维新，地方制度力求完备，此政府饬各县查报乡土志之趣意也”。
按照严肃史料学的分析方法，这应该是一本为了便于“日本帝国主义搜刮东北资源”而整理出来的磐石县各方面的资料集，但于我的微妙关系，却是在里面发现了我姥爷的名字，实实在在的大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实体被印刷出来的名字，某种印记，放在一本内部翻印的资料集上，无定价，牛皮纸的封面，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光滑的纸张发出热量，微小的，散漫的，我有点理解了去各地乡村偶然看到的那些拼拼凑凑的族谱。人，是多么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个世界上啊，尽管也是一片虚空。
姚祖训编辑的《磐石县乡土志》，有专章名“卫生”，那是中文还相对自由的年代，没有被后期的各种公文写法所规训，看起来居然有点粗糙的趣味，“卫生”第一章，为“疾病”，文章很短，就是记录病名，索性全文照录，“境内居民，年中所生各种疾病种类不一，名称亦不同”。
随即是极为粗糙的分类，记录颇有《圣经》天地初开的感觉，全部是简单的结论，所有的疾病罗列出来，也不过短短几行：头疼病、牙疼病、霍乱病、伤风病、伤寒病、痨病、痢病、肺病、胃病、腹痛病、心口疼病、癫狂病、皮肤病、瘟病、风瘫病。几乎就是全部的文字了，也全面诠释了“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的”这句民间俗语，不像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医学典籍也无法详尽记载千百种疾病，现代学科的分类体系已经完备。
其实也不过是近百年前，那是上一个小宇宙，与我们今天截然不同。
也能解释我的姥爷何以靠自学就能成为县城的名医，那是个简陋干脆的世界——姥姥家族的结核病应该属于痨病，但姥姥的结核病体现在骨头上，未必被诊断出来，姥爷是靠自己的各种经验治好了姥姥，用古老的黑膏药贴在她的腿上，让她能够下地行走了。中医的某种混沌之处，倒也能让人好起来，从她的腿到她的灵魂，都成了个健康的人。那时候结核病的专治药异烟肼尚未发明，要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药才逐渐普及，偏远的东北县城，应该还在“谈痨色变”的时代。
“卫生”的第二章节就是“医者”。一九三四年，四十七岁的姥爷王聘卿（他的大号），被此县志记录在案，发证机关是磐石县警察所，发证日期是民国八年八月二十日，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开办的药局叫做“庆生祥”，坐诊的地方，就在自己的药局里。全县五十九名医生，姥爷排在前列，他的药局，也排在前列，显然他是伪满洲国时期磐石县城的名中医。除此而外，姥爷还有一个药店，名为“育生和”，也是县城数一数二的大药店，有专门的“帮办”采购，从全国各地进货到这里。物流不畅的年代，我母亲已经在东北吃上了香蕉，也来自于药店的采购系统。
发证的民国八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巴黎和会刚刚召开，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詹天佑在那一年病死，张作霖正好在那一年成为东北的领袖，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公布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可是这些巨大的、巍峨的、恢弘的、影响中国当下以及未来的大事，和远在东北的磐石小县城没有丝毫关系，和一个平凡的年轻人更没有关系。姥爷那一年夏天拿到了官方的行医执照，行走江湖的游方郎中定居下来。磐石小城非常之狭小，但是他的铺面一定是齐整的。他是个要体面的人，不管外界怎么纷纷扰扰，他的世界是清净的、体面的、能够自己控制的。东北夏天很短，也并没有酷暑，是接触户外的好时间，暖洋洋的风从窗外吹进来，姥爷的药局就在磐石北门，一直没有搬离过。哪怕是现在已经痕迹全无，灰飞烟灭，我妈妈的记忆里，那还是她父亲的漂亮的药局。
我母亲印象中的药房一定和初创时期不一样，但有的印象是不会错的，高大的木门，一扇一扇依次排开，起早第一件事，就是下木门。东北好木材比比皆是，常用的就有红松、水曲柳和楸木，不知怎地，我觉得姥爷药店的门应该是红松的，散发着新鲜木头的香气，纹理笔直，不疤不麻，也不会轻易裂开。刚开张的时候，他一定没有钱雇佣那么多伙计，也许是自己去下木门和上木门，自己的一份家业就在里面，充满了希望。
县城几乎是崭新的，这个清末才成立的县城，到姥爷定居下来也不过二十几年历史。城墙低矮，阻挡不住附近的山峦景色，最著名的是七个顶子山，七个连绵不绝的小山丘，有一大片平缓的绿色的山坡，那里有大农户，也有土匪窝棚，并存不悖，在民国初年的东北这是常态。夏天吹南风，风从山谷里来，带着松树的清淡味道，也有动物的腥臭气息。雨水在夏天很多，雨后的森林里全是蘑菇，城外的农民们赶着马车牛车进城，车上满车黄灿灿的榛蘑。天上多的是云，漫天的浓厚的白云，把蓝天遮挡得只有一点点，让人看着会自然生出感动之意，即使你是个最普通的华北乡村浪荡至此的普通农民，也会看到这灿烂的云朵，大自然让人充满了随风舞动的意趣。这个时候，在东北长大的李香兰还有一年才会出生，她出生在一九二〇年的东北奉天附近的北烟台，距离我姥爷所在的磐石并不那么遥远，那首著名的《夜来香》当然也没有被创作出来，但第一句“那南风送来清凉”，应该是所有东北人夏日的夜晚体感。
姥爷爱看《老残游记》，老残在游走中时常生出侠义，生出奇情，生出许多可以回味一生的经历，我的姥爷不知道有没有。他抚摸着木门，抚摸着药局的木头柜台，抚摸着一屋子新崭崭的桌椅板凳，他在自己的时间里，还有漫长的一生要度过，但是在那个瞬间，他会觉得，这里就是他一辈子安顿下来的地方。
去年帮我妈妈彻底装修老房子，买防盗的铁门，买进口欧松板的衣柜，买松软的大沙发，好像实木的世界已经从现代人的装修里消失了。我妈妈一直念叨，怎么没有木头呢？我不耐烦，说早就不流行了。现在才明白，她大约是怀念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家。我妈妈从十岁开始过上了普通的贫困的生活，中国的实木家具，在她成长并且衰老的漫长年代里，似乎彻底消失了，不知道那个时候，她是否会想念那些被抚摸到光滑的结实的木头桌椅？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才兴高采烈用上了三合板家具，我还记得我爸爸把木匠请到当时在湖北宜昌的家里来打家具。那时候哪有什么好木材，也就是各种廉价的木板制品，我和我爸爸一起给家具刷油漆，用了天蓝色，非常奇怪的一种颜色，既不耐脏，也不显得结实，是廉价的快乐的颜色。共同经历过贫穷的人们，早就忘记了好的家具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然早就扔掉了，也不知道这些薄薄的三合板最终去了哪里，后来彻底搬家离开宜昌的时候，这些家具是不可能带走的。家里有两把实木的靠背椅，是西式家具，用金属钉把海绵垫子钉死在座上，依稀还记得是暗绿色的灯芯绒做面子，下面是垫子，应该是我父母从北京到湖北“五七”干校时随身携带去的，又搬到了宜昌，万里迢迢不舍得丢弃的家具，某种古董，最后也被扔下了，真是可惜。
等到我们家有钱买实木家具的时候，似乎实木已经不太流行了，就像雷诺阿那个悲惨的笑话，“当我有钱吃到好牛排的时候，牙齿已经掉光了”。
人生真如梦幻。她记得的小时候家里的那些硕大的房间，那些高大深沉的木家具，是她的童年乐园。每个房间里都养了猫，活泼泼地或者阴沉沉地从角落里看过来，一共有三四十只。当他们家房子被征用成学校之后，全家人只能住在新盖的三间茅草房里，所有的猫一只都没留下来，全部走散了。我姥爷说，猫是奸臣，你一穷，它们就彻底走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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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狭小，但却富裕，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土匪。总以为土匪仅仅在穷乡僻壤存在，其实这是个悖论：太穷困的地方出不了土匪，种不出多余的粮食，养活不了多余的不事生产的人口。土匪是农业社会的寄生装置，需要有养活他们的肌体，这倒是与模糊印象相反的“硬道理”。这也是我和少刚表哥讨论出来的结果。我就去过两次磐石，就被那里的沃野所打动，他生于斯长于斯，说，磐石倒是块福地，既有粮食，又无天灾，是标准的沃土，“否则爷爷不会选择定居这里”——我的姥爷，他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