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坐大巴从新首都波德戈里察去了旧首都采蒂涅（Cetinje），斯拉维察没有和我同行。她的“英国思乡病”突然发作，想回伦敦待上两天，重新触摸大不列颠现代文明在她身上留下的“觉醒的印痕”。
“周末我去采蒂涅和你会合，正好，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过向往的深山生活。”她给我留言。人在旅途，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而且三十分钟就能抵达的地方，何必纠结于是否有人结伴。从大巴车上走下来，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迷你的旧日首都。巍峨的洛夫岑（Loven）群山一圈又一圈地将采蒂涅环抱在中心的平原之上，小城像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在高山之间铺开晾晒。这里的树木全都高大而贞静，房屋低矮，门窗紧闭，道路洁净，行人缓缓地走在路上。
深山里的小城，典型的清教主义风格，像一颗时间胶囊，用四百多年的时间给黑山的老灵魂浓缩和定型。后来它被抛弃了，因为采蒂涅的英雄太多，但现代世界里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波德戈里察更适合现代世界。
可我不合时宜，我喜欢英雄，总想找寻他们的足迹，追随他们的魂魄，我预感到，我会在采蒂涅自得其乐。一个半世纪以前，采蒂涅破旧不堪，只是深山中的茅草屋聚居地，虽然实行政教合一的一代代王子主教弗拉迪卡（Vladika）镇守在此，守住了老黑山的魂魄，却再也没有余力让采蒂涅变得体面。像癌细胞一样扩散的赤贫状态四散蔓延，让采蒂涅的日常变成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除了东正教修道院成为某种精神支柱，山民们常年面对的都是光秃秃的喀斯特地貌和险峻山形给生活带来的难题。
粮食是没有的，瘦得皮包骨头的羊群是唯一的生计来源；文明是没有的，因为在一个全民皆兵忙着和土耳其战斗的社会里，识字是一种奢望；安全是一种让人陌生的感觉，走在路上的人随时都要做好被劫掠的准备，掠夺者通常是奥斯曼的士兵，他们的活动逐渐向高山地区蔓延，但掠夺者也可能是本土的土匪海杜克（Hajduk），虽然他们也是被逼上梁山的穷人，但贫穷的阵痛不会让他们对和自己一样处境的人更为仁慈。不过，现在的我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些的，短暂而失真地辉煌了半个多世纪后，采蒂涅再度遗世独立，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安全。
我不紧不慢地走在宽阔的街上，走向黑山英雄大道（Bulevar Crnogorskih Junaka）。这是一条从采蒂涅久负盛名的涅戈什瓦大街（Njegoeva Ulica）延伸出来的街道，通向苍茫的洛夫岑山，黑山最富雄才伟略的王子主教佩塔尔二世长眠在山的最高处。这里是山鹰的国度，人都像沉默的山鹰，除非有敌人进犯，否则只是走在路上，一语不发地望着四周仿佛被上帝诅咒过的光秃山脉。
黑山英雄大道，名不副实，英雄不住在这里，但这里却十分符合我对深山小镇的想象。一八六〇年，采蒂涅有了第一份城市规划，除了修道院、比利亚达（Biljarda）主教宫和Cipùur教堂之外，将建造三十四栋房屋。按照设计，这些像玩具积木一样可爱的小房子将会均匀地沿着两条主要街道排成两排：皇家街（Dvorska）（今天的皇家广场）和Katunska街（今天的涅戈什瓦大街）。两条街道将在相交处形成广场，广场上会有一棵高大的橡树和一口深井作为交汇的标记。采蒂涅最有历史感的房子都在那两条街上。美丽的私人宅邸、亮晶晶的小商店，以及齐整的公共机构让这个寒酸的弹丸首都有了脸面。皇家宫殿、使领馆、博物馆和酒店几乎占据了那两条街的全部。
相比之下，黑山英雄大道像是采蒂涅的后院。马路宽阔干净，尽管道路两边有许多杂货店，下水道口也看不见一点剩菜烂叶或烟蒂，而光滑笔直的大理石水渠就像修饰街道的两条长长的彩带。房屋都盖成了两层小楼，粉刷成可爱明艳的粉色、绿色和鹅黄色，它们都像是从一个玩具盒子里拿出来组装的，没有飞檐，也没有雕饰。黑山人认为，无论是新古典或是巴洛克，统统都不需要，只要一眼望去色彩斑斓，四四方方，结实可靠，没有任何表达建筑艺术的意图，只有一种山民的简陋审美和实用价值观结合起来的自尊，也让人肃然起敬。采蒂涅很贫穷，但很有尊严。
这个国家之所以叫黑山，据说是得益于紧挨斯库台湖北岸的洛夫岑山，这座清峻的石灰岩山脉种满了山毛榉，导致每年都有几个季节苍黑一片，缺水、荒凉、粗砺。虽然这种对黑山的整体印象是不公平的——从采蒂涅往低处走，会有截然不同的天地让人豁然开朗，那里是肥沃的泽塔平原，清澈的河流穿过田野，玉米、烟草、无花果、苹果和桑葚遍及满地，但笼而统之的感觉，还是认为黑山贫瘠。
很久很久以前，黑山还叫做泽塔（Zeta）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地区，一块中世纪的封建主领地。在早期的南部斯拉夫人历史中，黑山面目模糊，被并入中世纪塞尔维亚历史中而一笔带过，直到一三五五年塞尔维亚帝国的杜尚大帝去世，他的帝国土崩瓦解后，黑山才作为一个叫“泽塔”的独立公国出现。一个叫巴尔沙（Bala）的贵族在泽塔建立了巴尔西奇王朝，持续统治到一四二一年。
十四到十五世纪，巴尔干半岛是西边的海上王国威尼斯和东边的亚洲帝国奥斯曼的修罗场，两大强权决斗的边界处，常常是在泽塔——古老的泽塔一边朝着亚得里亚海，一边对着巴尔干腹地。巴尔西奇王朝别无他法，它时而和威尼斯交战，时而联合对抗土耳其，这时常就是夹在强权之间的小国的命运，一边倒的忠诚对它来说，只能意味着倾覆。
一四二二年，一个叫斯特凡·茨尔诺耶维奇（Crnojevi）的神秘人物接管了早已山河破碎的塞尔维亚帝国的泽塔领土，此时的巴尔西奇王朝也已气数耗尽。茨尔诺耶维奇王朝成为十五世纪泽塔的统治者，但命运持续了悲剧的连续性，土耳其人即将成为巴尔干半岛不可逆转的主人，他们对泽塔的进攻连绵不绝，尽管试图紧紧抓住威尼斯人的胳膊，但斯特凡还是被土耳其人打得节节败退。
一四七七年，奥斯曼帝国向泽塔发起总攻，击碎了茨尔诺耶维奇王朝在斯库台湖的扎布利亚克堡垒。一四七九年，土耳其人又把威尼斯人从泽塔赶了出去，茨尔诺耶维奇王朝失去了唯一的靠山，而它此时的统治者、斯特凡的儿子伊万也被土耳其人视作“叛逆的诸侯”而下了追杀令。至此，中世纪的泽塔时代已然终结。伊万，这位曾在波斯尼亚做过长期人质的新统治者，坚韧如蒲草，直到最后一刻也绝不接受奥斯曼人要求全然臣服的叫嚣。他带领着忠实于他的东正教僧侣战士们，逃离了斯库台湖，躲进了洛夫岑山，在山脚下的小村子采蒂涅修建宫廷和修道院，这些建筑将成为他缩水土地上的朴素的“首都”，黑山公国的神经中枢。悲惨的黑山人，丢失了平原，又不被允许拥有海岸线，只能在荒凉的高山上和土耳其人进行长达五个世纪的战争。
命运有时候就是没有道理可言，历代黑山的统治者都曾发出过哀叹，为什么只有他的子民要接受来自命运的毫无怜悯的关于匮乏的惩罚？但我发现，如果抛开了历史进程的挣扎，只立足我所在当下的一个具体支点，匮乏也会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从繁复又疲倦的现代世界中，寻回无人记起的简单生活。
夜凉如水，月光在英雄大道两边的无花果树叶片中穿过，洒到了地上。街上行人寥寥，房屋暗影重重，悠扬的巴尔干民歌悠悠扬扬，从拐角跑到街上。空气里沉淀着花的香气，暧昧的黄色灯光从房屋二层的百叶窗缝泄了出来，有人从我身边走过，走过的人身上笼罩了一层淡淡的雾。我像是在夜晚一头扎进十九世纪的乡村小镇，月明星稀，感到安心，又饥肠辘辘，打算先去当地据说最有人情味的kola餐馆吃晚餐。
裹着奶酪炸的猪排、西红柿沙拉、蓝莓果汁、家庭自制面包、土耳其咖啡，依然是永远都别想吃完的巴尔干菜量，我坐在露天座位上，放下刀叉，点一根烟，缓一缓神经，耳边突然响起音乐，Ljubavi，《爱》，是以哭腔著名的塞尔维亚流行歌手日利科·约克西莫维奇（eljko Joksimovi）的代表作，高亢，深情款款到最高潮处，浓浓的哭腔爆发出来，声线像随时要断掉的金属丝。我的爱人，我的心已经破碎，但我的心永远不会熄灭。歌声越飘越高，越飘越远，超过了无花果树梢，和空中的月亮会合了。
天上下起了夜雨，雨滴打在遮雨棚上，清脆的节拍融进了情歌里。我依然坐在户外，贪婪地享受深山雨水带来的清凉。邻桌突然发出很大的喧哗声，四个老男人在吃晚餐，都是身穿工装背带裤的修路工人，污迹斑斑的背带裤外罩着起球的夹克衫。大盘的烤肉和薯条端上来，浇上厚厚的奶油，这是他们的晚餐。喝下数量惊人的咖啡，比赛抽烟，就像接力赛，烟雾缭绕中，他们犹如身处云境的仙人，旁若无人地攀谈。我大概能听懂他们在吵什么，无休无止的政治抱怨，对现状不满，怀念从前，塞尔维亚和黑山渐行渐远，可他们灵魂的一部分留在了贝尔格莱德，谁来照顾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
一个老人突然站起来，粗暴地打断别人，激动地抗辩。他长得真像塞尔维亚演员米奇·马诺里诺维奇（Miki Manojlovi），就是库斯图里察的电影《地下》里的那个知识分子和投机商人马尔科，在乱世中把朋友骗得团团转的悲情骗子。在一个不被允许存在的国家里，欺骗是一种不得已的深情，直面真相会让人无法继续生活。老人有一个性感的大鼻子，深邃的眼窝里投射出看透一切的冷光，深重的法令纹嵌入了他的老皮肤，他已经无力向世界表达这些皱纹沟壑中层层折叠的历史，只能控诉。
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关系，欲说还休，一言难尽。最让黑山政治家头疼的难题，恐怕就是如何处理和塞尔维亚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共享一种难解难分的血脉源头，在几个世纪里互相拉扯，扶持、救赎、背叛、怀念，像极了一对累世冤家。虽然老一辈的黑山人总是说，他们永远不会背弃俄国人，但事实情况却复杂得多。如果说克罗地亚人是塞尔维亚人的镜像，那么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就是合体的雅努斯，一面朝向巴尔干破碎动荡的过去，一面朝向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存在的未来。
最著名的现代黑山人、南斯拉夫副总统、不同政见者米洛万·吉拉斯，对于黑山和塞尔维亚的关系认知，常常显出一种浪漫民族主义的情怀，“我不是因为是塞尔维亚人而成为黑山人，而是因为我是黑山人而成为塞尔维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