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陶罐

不是美人怀抱于胸前的器皿

不是一幅画

勾魂摄魄的意境

我理解的陶罐

需要有雨水穿过房屋的漏洞

需要父亲在雨中整理

屋檐的稻草

需要母亲仰起脸来

替接漏的罐子喊出叮咚之音

——王计兵：《陶罐》

一、群众文艺

《赶时间的人》二〇二二年七月开始在网络上火热传播，王计兵以“外卖诗人”的身份被读者熟知。在此之前，王计兵已有多年文学创作经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计兵将第一次发表作品的经历，追溯到一九九二年在河南期刊《百花园·小小说世界》发表小小说《小车进村》。①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因相隔久远，王计兵记忆稍有差错。《小车进村》发表于《百花园·小小说世界》一九九四年第十期，不是发表于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二年王计兵确实发表过作品，他在江苏期刊《垦春泥》一九九二年第十期“未名园”栏目上，发表了小小说《剩饭》，全文合计二百一十个字，署名“王继兵”②。《剩饭》是笔者目前所见王计兵最早发表的作品。在二〇二五年八月中旬笔者对王计兵的访谈中，王计兵告之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垦春泥》《百花园·小小说世界》之外，也曾在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作家》以及银南地委、银南行政公署主办（银南地区现为吴忠市）的《银南报》上发表过小小说，刊期不详，样刊样报都已散佚。

笔者之所以研究王计兵的创作历程，是希望以王计兵为典型，更为具体、深入地理解“新大众文艺”。自从《延河》杂志二〇二四年第七期发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以来，“新大众文艺”成为文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作为“新大众文艺”代表性作家之一，理解王计兵三十多年来的文学道路，理解王计兵包括小小说、诗歌在内的文体创作，有助于我们从个案的角度，深入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内在肌理。

“新大众文艺”表面上似乎是新现象，而任何新现象的背后，都有其历史的纵深。在多次采访与演讲中，王计兵将其创作历程归纳为三十七年，也即从一九八八年算起。王计兵一九六九年出生于江苏邳州王庄村，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初中辍学后，一九八八年去沈阳打工，在工地附近的旧书摊开始阅读。“工友大都三十出头，凑一块儿下象棋、打扑克，谈论女人。他融不进去，阅读、写作成为唯一的消遣。”③旧书摊主要以大众文化读物为主，综合王计兵的多次采访，他常看的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读者》《青年文摘》《家庭》《知音》等期刊，以及汪国真的诗。④王计兵最早的写作，是“续写”这类作品：“次数多了，我突然产生了续写故事的念头，夹杂着我的一些感受和联想，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无意识写作的习惯。”⑤

一九九〇年王计兵回到家乡，同年开始投稿，⑥投稿的去向，全部是面向大众的刊物。以《垦春泥》为例，该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八月创办，原为乡村文化论丛，一九八一年改为双月刊，同年八月改为月刊。在王计兵发表作品的一九九二年第十期，按照栏目顺序发表内容如下：“大案纪实”介绍女性受贿犯程春莲伏法；“港台窗”介绍一位内地妹参与港台选美；“社会大广角”介绍海关缉私人员查获南海录像机走私、残疾青少年儿童问题；“社会纪实”介绍在柴达木挣钱的四川人；“警世钟”介绍贪污犯仲开龙的人生颤变……“未名园”则发表包括王计兵《剩饭》在内的四篇小小说。

小小说（另一名称是微型小说）是群众文艺的主要文体。《垦春泥》创刊后比较注重推动故事创作。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垦春泥》牵头，成立“江苏省故事创作研究会”，后于常熟召开江苏省故事创作会议。一九八六年六月在中国新故事学会首届年会上，《垦春泥》被评为新故事活动先进集体。这条脉络较为清晰地展示出“新故事”向“小小说”的转化。

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王计兵发表《小车进村》的《百花园·小小说世界》。《百花园》是小小说领域的代表性刊物之一，如研究者指出的，“小小说产生广泛影响是新时期之后的事情，这得益于《百花园》杂志社对小小说的大力推广”⑦。王计兵《小车进村》这篇小说，就是该刊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小小说大奖赛”特辑作品之一。据王计兵回忆，杨晓敏编辑给他写了一封亲笔回信，并附上二十五元的稿费，信上说，他这么年轻，投稿就被杂志选中并刊发，还是很有前途的，鼓励他要好好地写下去。⑧杨晓敏曾任《百花园》主编，出版有《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等著作。在杨晓敏看来，“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⑨

将小小说视为“平民艺术”，这一定位十分准确。以“小小说”作为创作出发点的王计兵，就是从平民中来。面向平民的群众文艺是王计兵创作的起源，他的创作，在群众文艺系统中展开。而这一群众文艺系统，乃至于当代文学群众性，尚未得到足够的研究。石岸书曾经分析过，“尚无全面的数据显示一九八〇年代创办过多少基层文艺刊物，据粗略估计，仅仅在一九八〇年，地区、县以下的文学刊物两千种以上。如延伸到整个一九八〇年代，基层所创办的文艺刊物只会远超此数。”⑩代表性的刊物，如多年发行量居全国期刊首位的《故事会》，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行量“攀升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群众文学的热浪可以想见。

回溯王计兵的创作起步，自从二十岁前后在书摊上接触到大众文化读物并尝试创作后，他以三种方式和群众文艺系统发生关联。其一是投稿，如投稿《垦春泥》《银南报》等。《银南报》文艺副刊以“倾向无名作者旨在培养新人”为宗旨，并面向业余作者施行“特约撰稿人”制度，“特约撰稿人亦即本刊特邀记者，享有本报记者采访与发稿权……本报每年出版一百一十期（总字数达五百万字），每期均可发表特约撰稿人采写的消息、通讯、特写、言论、随笔、人物专访、热点纪实及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民间故事、幽默、笑话、寓言等体裁的优秀作品。同时将‘文艺副刊’专版作为特邀撰稿人的发表园地（不发非特邀撰稿人的作品）”。《银南报》这类基层报刊对于“无名作者”的扶持力度，由此可见一斑。王计兵曾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感念在《银南报》上的发表经历，并回忆过这个特邀的“记者证”，帮助他解决过生活中一些实际困难。

其二是函授，如王计兵参加的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作家》（天津文学院院刊）函授。当时《新作家》开办了小小说、诗歌、散文等函授专业，都是业余作者相对容易上手的文体。黄发有分析过这一时期文学函授与文学基层的关系，“文学期刊的函授教育以较低的入学门槛，突破时空限制，解决了不少文学爱好者求教无门的困难，推动文学走进基层空间。”函授体制有效结合了“教”与“写”，为基层创作者提供了学习与发表的机会。

其三是参赛，如王计兵参加的《百花园》“全国小小说大奖赛”。当时各个刊物举办了诸多小小说大赛，代表性的有江曾培担任会长的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举办的“春兰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以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举办的类似比赛等。可以看出，群众文艺系统保持着充分的开放状态，源源不断地吸纳着以王计兵为代表的基层创作者。

作为群众文艺系统培养的生动案例，王计兵早期的小小说创作，体现出群众文艺创作的鲜明特征：短小精悍，情节曲折，情感饱满。发表于一九九二年《垦春泥》上的《剩饭》，以苦情剧的结构，从母亲乞讨着剩饭抚养自己长大，到母亲临终前含着一口新饭去世，表现艰辛的母爱。发表于一九九四年《百花园·小小说世界》上的《小车进村》，以两千字左右的篇幅，讽刺村长将出租车司机误会为来访的上级。有意味的是，王计兵的小小说创作善于运用铺陈与转折，这种结构也体现在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之中。

从王计兵早期创作出发，可以进一步思考“群众文艺”和“新大众文艺”的关系。比如群众文艺中小小说的形式技法与情感结构，在今天是否构成微短剧的创作与接受的基础。长久以来，我们以舶来语“素人写作”来指称王计兵等人的创作，代表性的素人作家有“矿工作家”陈年喜（《炸裂志》作者）、“家政女工”范雨素（《我是范雨素》作者）、“快递小哥”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等等。项静认为“素人”的主要意涵有两个：“一是相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未进入专业体制和专业训练的人；二是普通百姓和社会大众。”在“素人写作”的框架中，“专业”与“业余”，隐含着两个彼此隔绝的圈层划分。而在“群众文艺”的框架中，不存在这种隔绝的圈层，文艺向群众敞开，如研究者指出的，“群众性”的重要特征就是“群众的普遍参与”。故而，与其借用舶来语，不如就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找到定位：“群众文艺”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源头，而王计兵所代表的素人创作，正是新时代“群众文艺”实践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