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与城市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当然不是到了近代才开始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城市从来就是重要的文学母题和书写对象。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细致铺陈了这些早期都城的盛景与兴衰。唐代诗歌和传奇中对长安（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都）等城市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的写实或再造，发展了城市叙事的多元面向。宋元时期，多种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化进程，汴梁（开封）、临安（杭州）、大都（北京）等大都会里的市井风情，在宋词元曲、话本小说里到处可见，反映出城市文明在政治经济、社会交往和人际伦理等方面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在明清文学中，城市空间和市民生活得到了突破性的展示和聚焦，张岱的《陶庵梦忆》对鲜衣美食、华灯烟火的迷醉，“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对自我与时间意识的强调，不仅是城市奇幻和城市力量的表征，在思想及审美上也代表了一种突破。如果说的确可以梳理出一个“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那么到了近代，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显然不再是古典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增加了很多新的变化，重构了公与私、理与欲的关系，以至于在形态和性质上都呈现出某种转型。正是这种转型，与语言、文类、翻译、文学功能等其他变化一起，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

就城市出现的频率、城市形象的丰富性、城市生活被表现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近代文学明显超过古代文学。这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城市的人口、整体规模远逊于乡村的现实有关，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认同和精神追求所致。除了追求仕途和功名，一般文人并不会长期定居于城市；哪怕生活在城市中，文人也多有一种寄居甚至厌恶心态，时不时表露出归隐乡野、躬耕田园的愿望，好像非自然的城市并不能真正安顿他们的心灵。而丁忧、致仕或者书院讲学又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重返乡土或自然。他们整体上更亲近山水田园，而与城市风情是疏离的。但到了近代，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口岸通商体制的形成，中外之间的交涉和交流大大增强，如上海这样新开埠的城市快速崛起并创造了畸形繁荣，文人越来越亲身感受到城市文明的强大力量和充沛活力。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办洋务、废科举而来的文人职业通道的变化，大量的文人进入城市谋生和发展，并与那些因各种原因而“到城市去”的普通民众一起结成“城市共同体”。他们与城市不再是“在而不属于”的关系，而是有机融入，成为参与创造城市文明的主体。因此，作为一个无法离开的生活家园，城市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价值被不断发掘与表现，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二

近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体现出一种全球视野和中外互动。晚清时期，海外考察游历的人士增多，在他们的旅行书写中，除了对域外政治、思想和学术状况的介绍，城市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无论是怀有经世资政的目的，还是出于海客述奇的心态，所谓“吟到中华以外天”（黄遵宪语）的记录确实为彼时国人打开了眼界，文体则包括笔记、日记、行记、诗歌等。如王韬把从友人应雨耕那里听说的见闻写成《瀛海笔记》《瀛海再笔》，刊载于1854年的《遐迩贯珍》，这两篇笔记介绍了伦敦城市生活以及从煤气灯到图书馆等现代大都会的事物、景观。1862年，王韬亡命香港，后来又漫游至欧洲与日本，他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重在记录海外风俗，称颂西方美人“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他的好友袁祖志所著《海外吟》中也有“巴黎四咏”“伦敦行”“洋餐八咏”等，同样着眼于城市日常生活，其实也是对“竹枝词”传统的发展。潘飞声的《柏林竹枝词》和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是这方面的代表，一写柏林，一写伦敦，于香艳传统中加入城市风物的描绘，如“少女扶机竟日忙，霎时传语遍城乡”“一尺圆球百尺竿，电光闪烁月光寒”。曾出使日本等国的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新嘉坡杂诗》中也有对日本、新加坡城市风土的描绘。丘逢甲的《槟榔屿杂诗》《西贡杂诗》与黄遵宪诗类似，同属一种采风问俗的诗作。博览会是城市文明的集中展现。1866年奉命考察欧洲的斌椿，就对博览会、戏剧、芭蕾舞等非常感兴趣，《乘槎笔记》显示了他对西方城市文明的兴趣。1876年，李圭抵达美国，后又往英、法等国游历，回国后将一路的经历编为《环游地球新录》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书中有对费城世博会盛况的描绘，而且对伦敦、巴黎、旧金山等城市中的机器制造、人情风俗多加着墨。此后，又有郭嵩焘、黎庶昌等介绍1878年巴黎世博会，胡玉缙、单士厘等记述1903年大阪博览会，均为认知世界和城市文明提供了参照。1876年底，郭嵩焘作为公使被派驻伦敦，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出使经历，《使西纪程》里可见英国城市的社交生活。域外城市生活促使中国文人的思想发生转变，推动了“唤醒中国”的变革。而后来像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对城市文明又有了更复杂的认知，如云：“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

与中国人对域外城市的观看相并行，外国人对中国城市的观察和侧写也为数不少。近代往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游赏的足迹遍及中国，常常在上海、广州等地驻足停留，留下了一批日记、通信或游记作品。比如，英人施美夫于1844至1864年游历了香港、广州、澳门、宁波等地，留下了《五口通商城市游记》。1860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恩（John Macgowan）所著的《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中，专门有一章叫“中国城市漫步”。曾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夏金（Charles J. H. Halcombe）的《神秘的花园》记录了广州、厦门、香港等城市的美丽风景、历史与现实。1877年，随丈夫从英国来广州的格雷夫人（Mrs. Gray）写了四十四封信描述她在广州的见闻和感想，取名为《在广州的十四个月》出版。英人裴丽珠（Juliet Bredon）1897年随父母搬至北京，在这里一住四十年，1920年出版的《北京纪胜》，被林语堂称赞为“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1907年来华的英国画家利德尔在《帝国丽影》中写到他在中国从香港到山海关旅行写生的经历，对上海、苏州、杭州等有细致的刻画。日人冈千仞1884年来华，除游览中国名胜之外，主要活动就是会客访友，在《观光纪游》中对上海、苏杭、北京等地的城市生活有详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