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作报告文学《包身工》闻名于世，又有《秋瑾传》《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等戏剧作品加持的左翼文学家夏衍，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在中共南方局担任要职，负责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当他一接触到杨绛的喜剧作品和钱锺书的《围城》，即被迷倒，赞叹不已，久久难以释卷。抗战胜利后，夏衍从重庆来到上海工作。其间，正是在李健吾家里，由钱、杨的清华学长李健吾居间介绍，夏衍正式结识了钱锺书、杨绛夫妇。

多年之后，夏衍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写道：“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上海的家，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锺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他在《忆健吾》一文中亦提及此事：“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锺书。’我认识钱锺书和杨绛，是他给我介绍的。”

一

1956年的夏天，对于北京的知识界来说是清爽宜人的，钱锺书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民日报》则准备改版以适应读者需求。在改版座谈会上，夏衍与李健吾等人对钱锺书、杨绛夫妇交口称赞。李健吾口才极好，他的发言极为精彩，谈到钱锺书时，慷慨陈词，唯恐在座的人不能认同，把钱的学人风采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认为钱锺书是一位出色的学问家，当年自己在上海翻译《包法利夫人》时，一条注释困扰了他半年之久不敢落笔，后来是钱锺书帮他解开了困惑。夏衍追述道：“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锺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赞钱锺书，我捧杨绛，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是不公道的。’”

对于夏衍力捧杨绛之事，其女沈宁曾回应：“因为父亲原来写过剧本，他品得出杨先生的剧本写得好。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抄录有杨先生文章里的一段话：‘人物的对话，口气里可以听出身份，语言里可以揣想性格，但人物的状貌服饰，本人不便报道……若用对话，则需从别人口中道出，这也得按各人的身份，找适当的场合。’想来他一定读过杨先生的这篇文章，觉得有心得，才摘录了这段话。”作家柯灵也认为，钱锺书和杨绛伉俪同负重名，淡泊自甘，如出一辙。夏衍平时谈到钱氏夫妇，则常以赞叹口吻说“这是一对特殊的人物”。

钱锺书夫妇与沈家（夏衍原名沈端先）的友谊一直延续着。1960年初，沈宁从莫斯科留学回到北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照沈宁的话来讲：“当时我们都在社科院外文所，她（杨绛）是大专家，我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的一个小编辑。”

这个年轻的小编辑用一个小小的举动，给杨绛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慨了一番“夏衍先生对女儿的教养”。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提及：“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杨绛先生后来告诉沈宁，那个“富有同情”的年轻人就是她，可是沈宁却一点都不记得了，但她只记得，自己对杨绛做鬼脸完全发自内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钱锺书夫妇和沈宁都随学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杨绛在菜园子劳动，沈宁随大队一起下地干农活，都在改造中，所以他们接触得稍微多一点。钱锺书当干校通讯员，每天上邮电局取报取信，有空就顺便过来看看杨绛，和她一起散散步、聊聊天，这也是他们最浪漫的时刻。有时见到沈宁等年轻人，打个招呼，有时还给沈宁和刘慧琴等人（都是杨绛在外文所的忘年交）带一点当时吃不到的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