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出现了许多攻击西医的帖子，一个反面典型是，反中医的“急先锋”或“悍将”胡适，1920年得了糖尿病，西医救治无效，让他回家等死，幸亏中医妙手回春，使他多活了四十年。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他却讳莫如深，不承认得过糖尿病。含有上述内容的帖文与信息在网上连篇累牍。内中的引文与史料没有注明来源与出处，到底是谣言，还是谎言？没有答案，姑称流言吧。动手检索，这些流言至少有三个来源：

一是徐凌霄发表在上海《晶报》的《胡适之与黄芪》，文章披露了胡适患糖尿病就医的全过程。

胡先生因为用功勤力过度，患消渴症（糖尿病），就协和医院医治。西医说：“是糖尿病也，不可为矣，速预备后事。”因为其时西医未有insulin可以调节糖尿病（时到今日，此药亦只能调节而已，不能根治。中医谓饮萝卜汁胜于此药），故协和医生有此荒谬的诊断。胡先生甚为焦灼，以为西医某素有名，相信其言必确实可靠，自叹天数难逃。一位朋友谓：“可请中医一治。”胡谓：“中医之学，不根据科学上之系统研究，不足为凭。”友谓：“西医既已束手无策，与其待毙，何不一试？”（有人说胡先生的名言“不试成功自古无”，就是这样来的）胡勉强试之。中医到，诊毕，即说：“此易事耳，饮以黄芪汤，不愈，惟我是问。”胡服中药后，竟霍然而愈。胡大疑，乃走访协和西医，医再诊之，亦大为奇怪说：“果愈矣，谁为君谋？用何药？”胡以实告，医谓：“有是乎？速为转托赐所用之黄芪来，我予以详细之化验。”胡乞中药黄芪与之，当在化验中云。

查不到《晶报》原文，上述引文是《中华医药学史》（郑曼青、林品石编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转述的大意，多数文字当为原文。

当彼之时，五四运动风潮未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徐凌霄是清末民初著名记者与作家，《晶报》则是上海当时的“小报之王”——一份热门的市民报纸。在民主与科学风潮席卷全国的背景之下，这篇报道影响很大。一是由于胡适的声望，二是因为报纸的热门，三是因为涉及中西文化之冲突。在传统医学面对现代医学冲击之际，一些人将这一病例作为坚守中医、反击西医的重要武器。比如，清末民初著名医生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至少有两处提及这一病例，一处是在该书“医方”卷“治消渴方”之“滋膵饮”，一处是在“药物”卷“黄蓍解”条下（1949年后的多个版本，有关胡适的医案被删除）。应当指出的是，转载上述报道的《中华医药学史》，为之作序的是陈立夫，而该书编者之一的林品石，则是陈立夫的秘书。主仆二人都是“中医粉”。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风波，陈立夫就是中医界的幕后支持者，并出任随后成立的中央国医馆理事长。

徐凌霄的报道是不准确的。胡适从协和医院出院在民国十二年（1923）初，而该书编者林品石却说，徐凌霄的报道发表于民国十年（1921）。其一，徐凌霄并非医界人士，作为记者与作家，他只对野史、掌故感兴趣，比如他撰写的《凌霄一士随笔》等。其二，报道中的对话，惟妙惟肖，如同亲临身历，但他并非目击者，笔下文字都是演义。其三，报道中的对话，均为文言，当事者胡适却是倡导白话文的先驱，对话显为作者所杜撰。其四，一些表述不合医学常理。一查出糖尿病，医生就给胡适判了死刑，“不可为矣，速预备后事”，可信吗？中医一到就给胡适打包票，“不愈，惟我是问”，天下哪有这般神医？再有“竟霍然而愈”，糖尿病的痊愈怎会如此神速？其五，“与其待毙，何不一试”？似乎胡适此前从没看过中医。可见，这篇文章只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文学加工而已。但由于名人效应，此文还是产生了广泛影响。时至今日，一些维护中医的业界人士或粉丝仍然以此为根据，对胡适这个一百年前的病例大肆曲解与歪曲，极力渲染与广而告之。

二是来自胡适1921年3月30日为《秋室研经图》所作的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