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超级宝宝。”在旧金山一处豪宅的鸡尾酒会上，一位投资人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这样介绍道。

他和妻子通过体外受精与代孕迎来这个孩子。在此之前，他们用Orchid对多个胚胎进行了筛选，每个胚胎的检测费用超过2500美元，最终确定了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婴儿。

在美国，尤其是在硅谷的富裕阶层中，一种新的消费趋势——“订制婴儿”，正在蔓延：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购买Orchid、Herasight、GenomicPrediction等初创公司提供的胚胎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服务，筛选出那个最有可能考上常春藤，且外貌优越的孩子。

尽管这种技术并不承诺创造“天才”，也无法保证任何具体结果，它提供的只是概率与排序，但当这些数字摆在面前，选择本身就发生了变化。

对于做出这一决定的父母来说，生孩子不再只是迎接一个未知的生命，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变成了在几种可能的人生版本之间，他们能否对未来做出一次精确的押注。

优化与评估，成为新生命的起点。

过去，尽管贫富差距巨大，但至少在生命本身这件事上，人们依然共享某种脆弱与不可控：谁都会生病、衰老、死亡，谁也无法预先决定下一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如今，这种“平等”正在被一点点拆解。不论是为自己延缓衰老，还是为孩子提前筛选未来，生命本身，正逐渐被重新划入可以被计算、被管理、被优化的范畴。

超级婴儿

胚胎检测并非新技术。过去，它主要用于排除染色体异常或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医学目标十分清晰：避免严重疾病。而近几年出现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GT-P），则把这项技术推向了新的领域。

通过汇总成百上千个基因位点的数据，这类模型不仅估计未来罹患心脏病、糖尿病、抑郁症、成瘾倾向或肥胖的概率，有的公司甚至给出对认知能力与IQ的统计估计，并据此在多个胚胎之间进行排序与选择。

在硅谷，这已逐渐成为一种公开的谈资。此前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埃隆·马斯克。据外媒报道，他至少有一名子女是在接受多基因胚胎筛查评估后出生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如今居住在宾夕法尼亚乡间的Simone Collins和Malcolm Collins夫妇。这对夫妇曾活跃于科技与投资圈，是美国最知名的“亲生主义者”之一。他们公开倡导尽可能多地生育，并鼓励借助现代生殖技术来“优化”下一代，认为这是对抗文明衰退的理性选择。

他们目前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通过体外受精生育。在孕育最小的孩子时，为决定植入哪一个胚胎，他们将来自Herasight等多家公司的多基因评分整理成一张巨大的电子表格，逐项比对疾病风险、心理特质与智力潜力。

Simone Collins说，让他们最终选择当前这个胚胎的原因之一，是报告显示它的患癌风险较低，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这个胚胎的“智力多基因评分处在第99百分位”。

“我们觉得那是最酷的事。”她说。

她还坦言，高智商往往意味着更多现实优势，比如更高的收入。但如果可以，她更希望有基因测试能筛查雄心、好奇心与勇气。“‘我愿意’比‘我能够’重要得多。”她说，“如果能对这些特质打分，我们会更感兴趣。”

然而，在这些看似精密的模型背后，多基因风险评分的科学基础远没有宣传中那样稳固。多项研究指出，对复杂性状的预测不稳定、可重复性有限，不同模型给出的结论常被形容为“随机”“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