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许多进步人士来到香港。在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下，香港文化工作蓬勃开展。1948年7月，由茅盾等人担任编委的《小说》月刊在港创刊。12月，编委会在第1卷第6期的《编后记》里表达了对新年的期待：

一九四九年对中国人民将是伟大的年头，人民民主战争已到达了彻底胜利的日子，几千年的历史正变换颜色，一个新的和平、民主、幸福的中国将要随着新年来到我们的面前，为着迎接新的中国，愈感觉我们文艺工作者职责的重大，在这片小小的田地上，我们也决心更好的来使用我们这一份力量。

迎接新中国

在新年号中，我们已经约请几位作家每人创作一篇描写未来中国的理想小说，以艺术的想象，给新中国的面貌作一个预先的构图，在人民胜利之前，美丽的理想已不是一个梦，而是立刻就会到来的现实，让我们在旧现实的垂死挣扎和新历史创造的血火斗争中，展望一下这美丽的未来的景象，正是这种景象，在鼓舞着我们今天广大人民的英雄主义的精神。

其他期刊有类似之举。例如上海的《科学时代》也邀请科学工作者展望未来：“我们在这个转捩的年头，想听听大家有些什么梦境，正是来展望展望，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有些什工作要做，只要我们不是在安乐椅上胡说白道，只要我们不是丢下工作来作白日梦，这些美丽的梦一定会在我们的土地上蔚成现实。”

新年元旦，《小说》月刊第2卷第1期出版，其中三篇作品被归为“幻想小说”。31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何波的评述：

……这题目出得好，“未来中国”已在眼前，给予作家们想像的资料该是多么丰富！不过选在二卷一期中的只有三篇，而且茅盾的《春天》和葛琴的《贵宾》，还不是编者所期望的未来美景的描写，却是揭发（应该说是假定的揭发）可能在最近的“未来中国”出现的一些腐烂的人物。是不是我们的作家太熟悉黑暗的一面之故呢？但这些想像与其说是过虑，无宁说是应有的事前的警惕。

《春天》写的是全国胜利后“第四个春天”，《贵宾》写的是一九五〇年。另一篇幻想小说，适夷的《方县长》写的是一九五二年。后者是三篇中唯一给未来光明景象画出一幅理想图画的。前两篇都是写“民主人士”怎样在新社会里出毛病。葛琴想像中的毛病比较轻一点：一位“妇女先进”怎样自己不长进，不改造，反倒处处看不惯新政权下面成长起来一群朝气蓬勃的“小布尔希维克”，因此自己出乖露丑，还要妨碍人家的积极工作。不过她所妨碍的也许只是区长的办公时间，和若干工作人员为了她而付出的劳力、时间，还不太要紧。在茅盾的“幻想”中的“开会专家”华威先生和“汪老板”他们可乱子闹大了，他们竟打算阴谋破坏国营工厂，“挑拨各阶层，离间各党派”，背后还有亡命海外的人物撑腰和帝国主义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