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姥爷离开磐石后，二舅一家留在了磐石县城，他们莫名就和这个县城形成了共生关系，除此而外，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也没有所谓的关里老家的故乡可供凭吊——说实在的，那里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连去一次的动力都没有，只是有点渺茫的血缘关系的亲属在那里，完全丧失联系，如果不是我最近去到关里老家的机缘，他们甚至连那里的名字都说不清楚，“乐亭？还是玉田？”
大概是有个“乐亭大鼓”勉强听说过，情不自禁往上靠。
中国北方民众似乎天然就对老家牵绊的这些亲属关系有种断掉的决心，尤其是东北，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闯关东的起始就源于一种断裂？离开的时候，就已打算把那个穷困的家乡彻底抛在脑后。抑或是后来东北工业化比较早的缘故？农业社会的一切被视为落后，包括家族关系。这里生活的人们没有那么多黏连的心事。似乎南方人要缠绵得多。有一年去深圳，到了闹市区的城中村。村里多为文姓，村中央有祖传的祠堂，供奉着他们的祖先，居然是文天祥。祠堂是南国建筑的典型模样，屋檐上有五颜六色的龙和凤凰的尾巴，像小火焰，往上蹿，还有手持长枪的神将，小小的，跃动的，都呈现出往上飞升的姿态。南方的庙宇和祠堂均不大，有的就在角落处蜷缩，也没有十足气象，但在周围一片高楼大厦的压迫之中，一点也不显颓势，还是有种远古流传下来的存在感。
那次去似乎是采访城中村的拆迁，说是这个村因为历史悠久，高楼众多，拆出若干亿元户，算是轰动一时。但是村支书波澜不惊，他们是见过世面的家族，说是南宋末年，在文天祥就义之后，整个文氏家族为了避免遭受新朝的迫害，从江西老家迁移到了南国深山，文家兄弟几人就在此繁衍，逐渐立足。当年香港都有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在一九七〇年代还要经常过去种地，一边把香港的电子表圆珠笔折腾过来卖，很早就发了财。当时的边检也不太管他们，因为他们常常往来深圳香港两地，和一般的水客不同，香港那边的土地祖祖辈辈是他们的，又没有收归集体所有，以至于村里人现在还有祖传的土地在香港，需要去耕种。“都是祖宗积的福。”村支书个头矮小，脸上的肉横向发展，精明之气弥漫。古老的香火系统在他们这里奉若神明，不管什么朝代，都有他们的神。
闯关东的人简直是反例，我甚至怀疑整个东三省都没有什么祠堂的存在，当然祭祖是有的。九月初去吉林市，住在一片老工人社区附近的高层酒店，从酒店的窗户往下望，有股安静的气质。全部六层楼，平面铺开，像积木，也像规划沙盘上的假建筑，过于整齐安静。北方九月初已经有了凉意，那凉意更加深了洁净感。街上有大量卖菇娘的小贩，南方看不到的水果，包着皮的小果子，黄的，绿色的，也有橙色，晶莹剔透，摊在五颜六色的网格塑料毡子上，是简单的生意。惦记着晚上去街上散步，看看有没有别的小贩，没想到中元节将至。吉林人的中元节过得如此盛大，三步一火，五步一烧，整个城市处处火光熊熊，白天路过买山楂消食的小超市门口，做了临时生意，纸扎元宝临时堆放，有个代写亡灵地址的老太太，戴着眼镜，兢兢业业，趴在小凳上，生怕写错一笔。穿着是时髦的，短裙，珍珠项链，身边堆的建筑工地上沙堆似的金银元宝，如果还有“竹枝词”，也是一景。
深蓝的天上也有月光，被地面的火光映衬着，暗淡了。
简直是在火光中穿行，马路两边全是，其实离中元节还有几日，但已经如此盛大。东北的人们照旧有他们的祭祀风俗，与南国迥异。过去我对当街烧纸反感，现在无所谓了，辽阔的松花江畔，听得见江水潺潺的声音，烧纸钱的人们有的用铁皮桶，更多是非常随意地随地燃烧，我努力避开走路，害怕踩到还在燃烧的灰烬。汽车路过，打了几圈旋风，真像有灵魂被召来似的。
路过一家烤肉店，有年份了，荒地上搭建起来的几间棚屋，爬藤已满，店名也文雅，“杯莫停”。里面也是灯火辉煌，一堆人在烤肉，也有火锅。前后左右就没有别的建筑了，荒村野寺般，简直觉得是《聊斋》里的建筑物，如果走进去，再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消失。东北的中元节过得如此直白外露，盛大匆促，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祠堂，祖宗亡灵飘扬在半空中。大概率纸钱也仅仅是捎给三代直系亲属的，更远的祖宗，对他们无意义。
二舅的坟墓，就在县城附近的“集中村”，之前的“聂大窝棚”，再之前的“隋大窝棚”，这里有他妻子，也是我二舅妈的坟墓，还有二舅妈父母的坟墓，最远也就是我姥姥的父母那辈了。三代人在死后居住在一起，是中国人的某种心理安慰，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依然彼此有照应，也是东北乡村土地众多，能自然而然拥有家族墓地。“关里老家”之类的，早就是个遥远的传说。我和我的“实在亲戚”们聚在一起喝酒，听他们闲聊家族往事，多是信口的传闻，有的近乎捏造，比如，“你姥爷去了北京之后可出名了，给王光美看病，还给看好了。”“那时候王光美下台了，就住你们家隔壁。”又比如，“你姥爷好穿貂皮，你姥也是，两个人坐着大马车，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满街的人观礼，也是给自己家的药房做广告。”都属于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姥爷一九五八年彻底离开磐石县城，除了二舅之外，和这里的多数亲戚断绝了往来，有种毅然决然之气。他的离去，意味着没有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
二舅一家被留在了这里。我的大表哥王知非，是二舅和二舅妈众多孩子中最健康的，身高一米八，年少时爱打篮球，他谦和地笑着，此刻坐在我的对面。他们和母亲的娘家亲戚们来往比较多，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他们是磐石人，是固守在这个县城的人，外界对他们没有诱惑，也许年轻时候有过，但至少现在没有。他们谈论着县城的生活，“这里是块宝地”“从没有过天灾”“老二儿子在县城开的汽车修理厂可发了”“能不能把你亲家的那个酒店生意转点股份出来给我们？我们家有笔闲钱，现在那酒店不是要装修吗？”“今天这个蕨菜好吃。”“你家三儿子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他们是县城最普通的群体，聊的天也都是最日常的生活，与外界并不相干，带有东北地区特有的感叹词，“嗯呢”——赞同我，或者不赞同我，都用“嗯呢”这个词作结束。时代是安定的，至少他们觉得是安定的，“最好的时候”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战争，没有生离死别，就是好时候。个人生活虽然也都是折腾着，但不安定的成分都被磨平了，人也被磨平了，嵌刻进了县城的日常里，简直有种岁月静好感。远走的姥爷是漫画里的人物了，只有线描的几笔，夸张而突兀，不如我眼前坐着的这些神态安详的亲戚们。
上次来磐石是十多年前，县城尚未发展起来，几乎只有给乡下进城拉货的人们准备的“旅店”，要不就是给打工人准备的“宿舍”。一个县城能有多少外来客人？所以我就被拉进了亲戚家居住。现在不同了，县城的豪华酒店就有好几处，我被知非哥的儿子安排在他老婆亲戚家开的大酒店里，九层楼，沉重的白木门，尽力模仿豪华酒店的样子，是县城的高档场所。大家都在和我说，县城和十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楼下面，就是知非哥的儿子王建所开的文具店，大概是县城里最大的文具店，种类繁多，店里悬挂着的动漫招贴都让我陌生。上次来，王建还是近三十的岁数，腼腆的高个子年轻人，现在却已经是近五十的中年人。两百多平方米的文具店面临着网购的疯狂冲击，店里生意日益紧张，就算是开学日，人也没有往年那么多，但是他说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继续开着。楼上的空间被改造成了棋牌室和桌球店，到了傍晚，就是安排各种人来打麻将的时间，笑着，悬空的声音，有点焦虑，小生意人讨好的语调，需要把房间都安排出去。我知道他的艰难在哪里，但此时此刻，酒店下面的文具店的巨大招牌还是闪烁着。是的，这个县城是安定的，和我姥爷一九五八年离开的时候，应该是彻底不同的模样。
文具店是现在进行时，姥爷的药店早就被封存进了时间深处的上一个宇宙里，甚至连县里关于姥爷的文史资料都错漏百出。他没有留下东西，我冷静地想，眼下的这些商店，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还是要去知非哥家里看看。他家在县城附近的石嘴，清末这里就发掘出铜矿，宣统元年开采，经历了民国、东北易帜、“伪满洲国”，再是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国民党的统治，然后一九四七年迎来了解放，解放之后就要恢复生产。翻看资料，铜矿在抗战后就已经停产，一九四八年整顿后恢复生产，一九四九年三月，当时在东北局主管经济的陈云来到铜矿，“陈云同志穿着棉军装，披了一件水貂皮领大衣，言谈和蔼，平易近人。”当时矿山有三百多工人，陈云来了之后，迅速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大铜矿，按照陈云的话，“地方一定要给矿山各方面的支持。”知非哥哥虽然是右派子弟，但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加上铜矿需要工人，成人之后他就被招工进来了。
政权更迭之下，铜矿是不变的生产单位。到了现在，铜矿已经被彻底挖掘干净，石嘴的采矿场也已经解体，只留下孤零零的几幢六层宿舍楼，住满了老员工。黄色的外立面，是某个时期常见的单位宿舍楼的外立面，奶黄色，显得鲜明，破旧之后，黑色的污秽痕迹也鲜明。下面有个篮球场，空阔无人，老人们坐在四周晒着太阳，草丛疯长，无人收拾。住在这里的居民越来越少，已经七十多的知非哥他们不愿意搬到磐石县城里，因为这里清净，空气好，买菜也有小市场，有好吃的干豆腐和卤大鹅卖。知非哥专门买来大鹅翅膀，干豆腐丝，要用青椒炒给我吃。我没有去那个菜场，不过可以想象它的模样，熟悉的几个摊贩，熟悉的菜，熟悉的不用任何脑子就能完成一天的生活，阳光照在篮球场的水洼里，灿烂，折射出点点金光，大概很久这里没有人打球了，更加寂寞了。球场边上居然还有个派出所，说明石嘴这里，确实曾是个大地方，人口多才需要这样的建制。现在不行了，人都搬走了，剩下的每个人都认识。一个中年的小侏儒一晃一晃地走过来，拎着菜，大概也认识知非哥，两人冷静地点了个头，简直像大卫·林奇电影里的镜头。
我不行，我不喜欢这样的地方。我妈小时候来过石嘴，看她的亲戚，满地流淌着含铜的废水，铜绿色让她印象深刻。现在是完全没有污染了，矿采完了，环境修复得很好，人和矿山的关系基本就是如此，去掉表皮，挖掘出巨大的伤口，光了，尽了，然后植物又长出了，自然缓慢地修复，直到人类彻底从这里消亡，一切都像没有出现过。我知道这里也会这样。
2
去年夏天，去乌兹别克斯坦，在撒马尔罕的古城里看豪华的陵墓，几何图案的缤纷色彩几乎让我眼睛吃饱了，什么都看不进去。突然路过一片工厂宿舍区，一下子从繁华到萧瑟，我情不自禁地拍了两张照片，这才想起来，前苏联时期，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也是全国第四大城市，撒马尔罕也曾是乌兹别克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属于各种工厂集中的地方，留下这些土灰色荒凉的宿舍楼也是应该的。说来也奇怪，这些宿舍楼，和中国那些小城的宿舍楼几乎是孪生兄弟——去年去了好多老县城玩，洛阳、南充、鄂州、宜宾，市中心扎堆聚集着这种拆迁不起的老楼，五六层，黑乎乎的窄小门洞，走进去就是转折上行的楼梯，局促着通往落满灰尘的楼上，完全不掩饰被时代抛在脑后的气质，是弃儿，市中心地段的显眼包。其实也不奇怪，大概都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前的国企宿舍，当年新建的时候应该有电灯，有花坛，有崭新的水门汀，住进来的人是当家做主的阶层，是得意的。现在门口坐着的几个垂头散发的老妇人，之前应该是风华正茂的女工们，苏联时期的画报上，充满了类似肖像，红光满面的健硕的身躯，是坚硬的国家基石，是英雄母亲，是“地母”系的女人们，现在她们老了，即将消失了——我的知非哥虽然健康，也是老了，七十好几的人了，每天在狭窄的石嘴长满杂草的小路上散步，就那么固定的几条小道，锻炼身体，走上一万步，最终，他也会被埋进磐石集中村的家族墓地里。
撒马尔罕的宿舍楼更破败，有的玻璃窗上都没有窗帘，走过去的时候不免好奇，看得见里面的小床、桌子，也未必凋零了，桌子上还有亮着五彩灯泡的鸟形灯。有个中亚男人出现在门洞里，胡子不茂密，修饰得齐整，居然会英语，说自己在迪拜打工，问我从哪里来，愿不愿意喝杯茶。他只是偶尔回到这个家，一年一度。地面铺着厚重的羊毛地毯，清扫得极为干净。他温和，有礼貌，对来自异国的我有兴趣，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家展现给我看。中亚的地毯上，花纹非常好看，也有花鸟，和他桌上巨大的鸟形灯对照，几乎像个艺术空间了。我有点紧张地坐着，等待他给我一杯温暖的中亚浓郁的茶。他的脸是好看的，家也是好看的，在周围即将朽坏的环境的衬托下，他的家有种奢侈感，是废弃之地开出的一朵花，奢侈之花。
知非哥的家却是即将荒废的，住了四五十年，当年规划简单的工人住宅被漫长时间里添加的物件塞满了。他曾经是这家铜矿的厂办主任，可是住宅也依然简陋破旧，一切都浮在表面，包括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生活，还有赤裸的暴露在墙表面的各种管道，暖气的、电线的、自来水的，随意添加，也没有说重新装修一类的。中国不少老人总觉得好好生活是种浪费，是电影里展现失败的东北下岗工人的居所的布景，跌跌撞撞的五十年过去，可不就是满目疮痍，可是他们很安然。他和我的彦青嫂子在石嘴的铜矿厂相识，她也没有觉得知非哥家成分不好，两人相爱，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又默默在这间屋子里衰老，等待时间的滴答滴答。到了一定年纪，什么都不再惧怕，只有一点是确定的，经历了上一代的死亡后，很快就要轮到自己身上了，没有幸免。上次来，二舅还活着，和他们住在一起，两间大卧室，放了两张大床也就满了，几乎没有腾挪之地。现在二舅走了，接下来是他们，再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也需要面对——我说这几年有空就要常来看看他们。
两间屋子，还是两张大床，还是堆满了屋子，简单的退休老人家里，都是杂物，也并没有多余的东西。知非哥站在大玻璃窗口，招呼我往下看，下面有排红砖小房子，其中有一间，是他们家的仓房，里面堆放过冬吃的白菜土豆，东北地区的老习惯。在那个前面，旁边就是自己家的大葱地，想吃点葱叶下去就摘。这点多余的地盘，也是他们不愿意搬家到县城的缘故。“仓房？”有点陌生的名字，随即就明白，大概是东北亚某类建筑的统一称呼，只是我所在的南方城市并不这么叫。村上春树有篇小说就叫《烧仓房》，李沧东拍成了《燃烧》，韩国电影里的某些场景，倒是和东北这一带的风貌极为相似，有时候甚至会模糊，大概还是地理纬度的相似导致的，比如此刻天边燃烧的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