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吗？我们拥有同一个名字吗？
我们分享同一种信仰吗？我们属于同一个部落吗？
我们的语言难道不一样吗？我们的意志、思想和精神难道有差异吗？
哦，兄弟们！我们想回到深渊吗？
回到昔日的黑暗和污秽？让爱、希望和信仰在每个人心中生长！
……我们土地上的森林广阔无垠，
我们不要从峡谷仰望它！
踏上我们最高的山峰吧！
只有从山上才能看到初露的曙光。
通往未来的道路，唯有登高才能望远。①
——选自诗集《自深深处》Deprofundis
阿洛伊齐·格拉德尼克（Alojzij Gradmk，斯洛文尼亚诗人）
苍茫的洛夫岑山（Loven）从亚得里亚海的边界升起，隔开海洋与陆地。它充满裂缝、天坑和洞穴，伤痕累累，过尽千帆，裸露在天与地之间，守护着黑山的魂魄。
我坐上了斯拉贾娜的二手菲亚特小汽车，她的男友迪米特尔为我们担任一天的司机和伴游，我们要出发去往洛夫岑山。在最近的距离上，我终于能够去触摸涅戈什，黑山最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他安眠在黑山的最高处。
我曾去过许多墓地和陵园。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拉雪兹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香港的跑马地坟场、新海尔采格的萨维纳修道院墓地、东京的青山灵园、布达佩斯的阜姆路墓地、贝尔格莱德的犹太人陵园……在那些众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带，我却得到莫大的安慰。我总是在阳光轻抚颈背的午后，带上一束散发清香的白色茉莉花，独自前往墓园，选择一块沉静的石碑，在其面前坐下，对着碑上陌生逝者的照片，献上那束花。
墓地是生与死的边界，死亡带来最纯洁的静美。与死者进行一个下午的无言的沟通，读一读碑上留下的那几行字，感受生者对死者的眷恋，这给我带来深刻的寂静。荷兰导演赫蒂·霍尼格曼不朽的纪录片《永远》（Forever），讲述拉雪兹公墓里爱与艺术的传奇，逝去的人因为活着的人的讲述而得到永生。
我时常想，在荒凉如世界尽头的黑山深处，伟大灵魂的安息是否无人问津。巴尔干半岛的近代史充满流血与死亡，总是无名的牺牲，无名的祭奠，草草埋葬的魂魄，他们在两场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内战中丢失了自己的存在，而四散郊野的荒冢往往只留下歪歪斜斜的墓碑。
在巴尔干半岛，死亡需要得到更高维度的敬意。黑山人把他们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最伟大的领袖佩塔尔二世·佩特罗维奇·涅戈什（Petar II PetroviNjego）的陵墓放在洛夫岑山顶，让其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陵墓。世事流转，基于国家意志和文化象征意义的诸多博弈之后，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最适合黑山人致敬死亡的方式。
路况恶劣，干燥，狭窄，崎岖，颠簸得简直太不像话。坐在小汽车里，人像一个倒置的陀螺，无法保持重心。我坐在后排座位上，右手紧紧地拽住车顶的安全把手，依然不能控制身体，它不听我的意志，随意地扭成麻花。山路十八弯，我晕头转向。
这是通往涅戈什陵墓的必经之路。它野性难驯，自古以来一贯如此。从科托尔湾蜿蜒而上，通往皇家首都采蒂涅，途经黑山王室佩德罗维奇家族的出生地涅古希（Njegui）村落，一个分叉，再向上，一直在拐弯，每个弯口都对着山的小坡，坡上成排的山毛榉笔直地站立着，像古老黑山那些身形僵硬板正的战士，或者一身肃穆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山坡都有肃杀之气，弯口鬼影重重，道路两侧散落着惨淡的石灰岩碎片。在每个转弯的路口，迪米特尔的双手会猛地发力，抽搐一般地向左或向右打方向盘，每转一次弯都像虎口脱险。
斯拉贾娜和我都选择默默忍受。不要抱怨司机，那会很危险，万一他心情变坏，我们可能会一起摔下山崖。在内心深处，我享受这种危险。命悬一线，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随时坠入地狱，不确定感带来灵敏知觉。屏住呼吸，听洛夫岑山上的松林和山毛榉林发出的沙沙声响，声音里全是孤绝的苍劲。现在是早春三月，山上的白雪还很厚，寒意森森，无法融化，阳光穿不透这崎岖山路，但能打在雪堆上。雪光冷峭，反射纯洁的光亮，晃着司机的眼睛。
黑山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未登洛夫岑，枉称黑山人”。如果你站在海拔一千七百四十九米的山顶，据说视野能遍及三分之二的黑山领土，风景夺人心魂，无法移开视线。我尚未抵达山顶，但我想，这条布德瓦—采蒂涅—科托尔的山路，若能体验一遭，也不输山顶。
斯拉贾娜不时地从副驾驶座上转回身体看看我，她担心我晕车，也担心冷落我。她总觉得东方人弱不禁风，而且她更无法理解，一个中国姑娘为什么非要去山顶探访黑山“前现代世界”的“伟人陵墓”。你熟悉我们的涅戈什吗？知道他的故事吗？知道他对黑山的意义吗？
斯拉贾娜一张苍白的脸躲在遮住半个面孔的眼镜片后面，像个科幻世界里从屏幕终端走出来的机器人。她对我非常友好，但也很有疑虑。哦，像你这样的姑娘，应该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应该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一起聊天，拍照，发布一些游览黑山风景的vlog到社交媒体上，再写两篇好看的游记，生活得自由自在，像一只快乐的东方喜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活受罪，去山顶看几块大石头。她不住地叹着气。
这是对我有多大的误解，我心想，但是我不想解释，只是对她回报一种看上去颇为天真的微笑，算是用我的无知宽慰她。大部分时间里，我看向车窗外的山路，看着山毛榉林出神。我盼望着尽快抵达陵墓脚下。
在来黑山很久之前，我就熟读涅戈什的故事了，其中当然包括了他为黑山写下的无法磨灭的民族史诗《山地花环》（Gorski Vijenac）。斯拉贾娜估计无法理解我对这位诗人哲学家难以名状的亲近感，大概是因为他既不像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也不像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诗人和作家，既不是一盏照耀黑山民族获得自我认同的明灯，也不是率领士兵们争取黑山自由的统帅。他自我裂变，无法自洽，被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境况深深困扰，一边挥斥方遒，一边扪心自问，他是巴尔干版本的哈姆雷特，爱情不被允许存在，生活已经足够苦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黑山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都还在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在被上帝遗忘的荒野里，无尽的自由伴随着无尽的贫困。黑山此时距离成为奥斯曼土耳其人不被驯服的属地已经过去三个世纪，他们宁愿在高地的荒芜中忍受空虚，也不愿在肥美的平原上恭顺地成为奴仆。
高处的黑山人，世界观还停留在中世纪，坚忍地等待着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复兴的救赎之光的照耀，并与他们在这世界上唯一的敌人土耳其人不共戴天。这个时期在黑山游历的古埃及学家、英国人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爵士被黑山人原始的生存境况震惊得无以复加。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描绘黑山地区的一些房屋，他这样写道，“甚至不如爱尔兰的小木屋……它们是由粗糙的石头堆叠而成的，或者仅仅是用柳条制作屋顶，上面覆盖着最粗糙的茅草，整个建筑只有几英尺高。”
战争和劫掠的勇气是一个真正的黑山男人唯一可以引以为傲的美德。商人被认为是贪财的废物，工匠被认为是无用的人群，没几个人能够读书写字，而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女人来完成的，因为男人除了打仗、放牧和劫掠之外，力气已经所剩无几。娱乐活动主要是夜晚围坐在篝火边，伴随着巴尔干传统乐器古斯里琴的单调弦乐，聆听部落里的长辈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中世纪的英雄传说故事。那是一个静谧、肃穆、混合着神秘主义幽灵的清教徒世界。
那个年代的涅戈什，原名拉德·托莫夫（Rade Tomov），曾经是个放羊娃，面容姣好，性格温柔，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日后成为被选中君主的痕迹。黑山的弗拉迪卡（Vladika）统治体系是叔侄世袭制度，被选中者将成为终身修士，不得结婚生子。但小拉德是个浪漫派，心怀宇宙，多愁善感。作为黑山最显赫的佩得罗维奇家族的一员，小拉德有幸得到万分之一的机会，接受在那个国度内最好的教育。
先是在科托尔湾的托普拉，然后又在采蒂涅的修道院，小拉德踉踉跄跄学会了读写，直到叔叔佩塔尔一世的秘书、塞尔维亚诗人西玛·米卢蒂诺维奇（Sima Milutinovi）做了他的私人教师，黑山未来最伟大的文学家的心智才开始启蒙。米卢蒂诺维奇曾在德国居住，受到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熏陶，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济慈的信徒。他将这些伟大的文学巨人悉数介绍给小拉德，又把谢林和赫尔德的思想灌输给他，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位黑山未来的诗人王子主教心中混合铸就浪漫民族主义的模型——底子是塞尔维亚式的民族意识，却自行绽放出属于黑山的花朵。
米卢蒂诺维奇的教学方式非常奇特，他和小拉德朝夕相处，赤脚行走，射击，骑马，像斯巴达勇士一样训练体力，又像苏格拉底一样沉迷长谈。可怕的是，他过分笃信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在黑山这样地形恶劣的地方，他带着小拉德翻山越岭，在山顶乞求获得上帝的启示。他相信暴风雨能够让小拉德获得顿悟，但暴风雨只是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患上了肺结核。最终，正是由于这致命的肺病，黑山史上最有才华的诗人领袖不到三十八岁就英年早逝。
我的心里浸泡了忧伤，想象着没有患上肺结核的小拉德，将会怎样让黑山从荒芜之境升华为现代文明世界中不再被轻慢的一方失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