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桑，古县名，西汉置，因县西南有柴桑山得名。晋代郭璞《江赋》云：“鼓洪涛于赤岸 ，沦余波乎柴桑 。”晋以后历为浔阳郡和江州治所。隋废。一九一四年由原来的德化县更名为九江县。 二○一七年撤县设区改为九江市柴桑区。

柴桑区就在庐山脚下，古迹和传闻中闪烁着一长串醒目的名字：诸葛亮、周瑜、陶渊明、岳飞……其中陶祠、陶墓、岳母和岳夫人墓，就在城区。二○二四年和二○二五年，我两度去到阔别四十年后的故地。

秋季，丰收的季节。

我看到的是一个颠覆了所有记忆的崭新城市。一条条多车道的大马路，淹没了先前的砂石路；一片片森林般的现代楼群，覆盖了先前的山野田畴；占地二十万平方米的高铁站雄伟壮阔，我曾踟蹰的绿皮车小站没有一点痕迹；坦荡悠远的景观湖让城市成为水天之间的一线，我怎么也找不到当年步行出差的路头……一切恍然如梦，我仿佛从古代穿越到今世。

但我最心心念念的是人，是人文，是人文的风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将近五十年前，我曾在陶渊明故里参与过文物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了对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同乡大诗人的神往。在我的印象中，他贫穷，没有社会地位。对于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似乎不太公平。但对于中国文学，却是一种幸事。陶渊明先生如果香车宝马、锦衣玉食，我们也许就读不到那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文，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凡诗人都是嗜酒的，凡诗人都是爱花的，只要有酒有花的地方，就该是诗人的故乡。或许应该说，诗人的故乡，就是有酒有花的地方。

那年，命运落在诗人头上，纷乱为一根根风中的发丝，他唱着《归去来辞》返回故里，所有的花和草、树和溪流在山谷里举行空前的盛典，掩盖了他来时的道路。

他放牧，他耕作，他带月荷锄归，他采菊，他醉酒，他登高赋新诗。一杯酒在胸膛燃烧着另一杯酒，他的叹息，使一溪清流落英缤纷。他日渐衰弱却不失勤勉的手，抓牢了农家的劳作之锄，愿后世的人们，在桃花源的风景里男耕女织。他的心则随风景而去，苍茫不可知。他不止于静穆，因为他伟大。一首伟大诗篇的诞生，也就是一个诗人的永生。没有人不会知道，那个丽日蓝天的上午，他悠然面对南山采摘的菊花，便是性灵和诗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