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阳是当代中国音乐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 者之一。他的研究既承继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下称“音研所”）的学统与道统——秉持史论结合，重视音乐本体与田野考 察，文风、学风严谨朴实；又展现出学术视野宏阔、内涵精深的特质，兼具敢于创新、突破学界既有成说的学术勇气。这一学术特质的形成，既得益于他丰富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更与他执着专一、清心厚朴的品性，以及至诚至孝的处事准则密不可分。
一、立身
项阳，1956年出生于山东淄博。1978年春，他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专业，师从张幼文老师学习声乐，毕业后分配至昌潍师专艺术系工作。期间受到孙继南、刘再生等先生点拨，为以后从事中国音乐学研究埋下伏笔。1988年，他考入厦门大学，跟随周畅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也得益于方妙英等先生耳提面命，又在哲学系、人类学系及中文系选修了训话学、语言学、考古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文化人类学等课程，为他日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与研究特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90年夏，项阳赴内蒙古包头和鄂尔多斯进行学术考察时，遇到了音研所所长乔建中先生，并汇报了自己的学习状况和论文选题后，乔先生觉得其学术观念、学术经历及学术成果，正好可与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形成互补，遂郑重邀请其来音研所工作。1991年正式入职后，乔先生将原本由他承担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的工作交付项阳，这为其攻读博士学位和学术转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项阳心存感恩，不但扎扎实实地跑遍了整个山西省的文博系统，还在田野中发现了山西的乐户后人群体，并撰写发表了《山西“乐户”考述》①一文，引起学界关注。1997年，项阳考入中央音乐学院，跟随袁静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袁先生力主他以山西乐户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揭开了项阳由乐户到乐籍进而到礼乐文化研究的序幕。
回忆过往求学、工作的经历，项阳非常感恩学界诸位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扶持。徐青茹将他从淄博招入大学，孙继南、刘再生对他的引导和扶持之谊，陈聆群为其在《音乐艺术》发表的文稿多次写信沟通勉励，黄翔鹏、乔建中对他的提携之情，袁静芳、伊鸿书对他春风夏雨、缓急相济，李伯谦对他的指困相助，王秋桂对他再三勉励，王文章、刘锡津对他的鼎力支持，还有郭乃安、冯文慈、于润洋、樊祖荫、王耀华、冯洁轩、王次炤、王小盾、田青、秦序、梁枢、费维耀等诸位先生对他的点点滴滴帮助，项阳全记在心里，并不断地成为他学习和科研道路上的动力与奋斗的源泉。
项阳也经常讲起，他的学术与研究，除了老师辈的鼓励和激励外，同辈的师友交流和沟通，也是他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动力。郭树群与他的相互砥砺；马良怀、徐天进、赵敏俐、吴相洲对他的不断启发和碰撞；赵塔里木、赵为民、张伯瑜的相互赏识与支持；师友的期望使他的科研赓续前行、奋楫争先，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项阳和学生们的关系纯粹而深厚。他在受教于孙继南、刘再生、周畅、袁静芳时，经常得到先生们的贴补，而这份育人情怀被他延续至今。与学生聚餐他必抢先结账，直言“学生请客、老师结账是音研所的传统”。2007年，我因家庭经济压力，对报考其博士跨躇不已（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每年缴学费两万元），他与师母当即承诺承担我的学费与生活费，令我终身感念；柏互玖求学期间有一段时间身体孱弱，师母总会以“朋友所赠、家人不喝”为由，为他准备两箱提前购置的牛奶以补充营养；乔俏、郭艳君等学生开展田野考察时，他亦主动资助以解后顾之忧，此类帮扶事迹不胜枚举，先生急人之难的舐犊情深，所有弟子均铭记于心。
同时，项阳也是音研所对学生要求最为严格的老师之一。这表现在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中：其一，他要求学生跨校选修课程，常以周畅先生“厦门大学旁边就是海，你还会只到游泳池游泳吗？”的话勉励大家，鼓励我们借鉴中央音乐学院、北大、北师大等高校的学科优势，通过旁听工尺谱、考古学、哲学等课程拓展知识结构，强调“本硕博教育应如金字塔般兼具广度与厚度”；其二，他坚持“田野出真知”，要求学生走进历史现场，多数学生因此具备独立田野调查能力。三年博士期间，我随项老师或独自赴山东、山西、陕西等多地考察：在山西长治采录访谈当地乐户后人时，我对明清礼乐仪式过程尤其是仪节与对应的仪式行为，结合前期梳理的明清礼书文献，一经“接通”，顿时生出了“步入明清历史时空”的真切感知；在河曲罗圈堡触碰到鼓乐与祭礼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北京房山区北窖村音乐会考察中，深化了对“官乐民存”理念的理解，这些经历都让我收获了扎实的学术体悟。
1990年，“中国音乐年鉴·地方音乐专栏笔会”与郭乃安、黄翔鹏等先生合影
1991年，硕士答辩后与江明惇、乔建中、魏传义、周畅、方妙英诸位先生合照
2003年，采访山东滨州民间艺人
2009年，采访陕西户县乐户后人崔永义先生
2005年，应邀出席日本大阪中日乐户比较研究报告会
2008年，与王秋桂先生在山东鄄城考察鼓吹乐
项阳认为，研究生只有树立多学科认知的学术理念，先对研究对象进行缜密思考，再通过田野实践加以印证与拓展，才能让其选题和研究形成相对深入的学术体系建构。
二、治学
学术界很多人都知道项阳在科研方面肯下苦功：他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要求，吃穿随意，日常除完成工作任务外，余下精力皆扑在科研上。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200余篇，著作10余部，研究成果还被译成英、日、韩、西班牙等多种语言。项阳的学术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攻读博士之前，核心研究以《中国弓弦乐器史》为代表。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在唐宋以后才有了弓弦乐器，项阳却从甲骨文入手梳理，提出“中国弓弦乐器自两周开始自成体系”的观点，以演奏方式的棒击到棒擦，然后形成轧筝类“筑族乐器”和胡琴类弓弦乐器两条发展脉络，相关成果已发表十余篇。项阳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传世文献 ∘+ 新出音乐文物 + 现存民间乐器”的三重证据研究方法，并开始关注民间“活化石”乐器和音乐事项的研究意义。
第二阶段为2000至2013年，项阳的研究成果进入“井喷”期，十余年间发表近90篇学术论文，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音乐史与中国传统音乐，涉及音乐制度、音乐形态、宗教音乐、学科建设与认知等方面。
这一阶段的厚积薄发，与其前期的学习、工作中的积累密不可分。他的博士论文《山西乐户研究》是此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更是其后开启其学术新天地的关键节点。针对项阳的博士论文，评委决议书中的“从制度、乐人、乐本体相结合的视角尤为可取”的评价，给予他很大的鼓励和信心。此阶段他的研究实践多是围绕如下三方面展开，并结合历史与当下、文化与形态的关联进行探索。其一，对乐户现象的关注和考察，他发现乐籍作为一种中古时期开始的户籍制度，一直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用乐实践。作为乐籍时代和后乐籍时代的民间用乐问题遂进入其研究视野，进而开始考察中国的礼乐制度问题，他撰写的《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明代国家吉礼中祀教坊乐类型的相关问题》《乐籍制度研究的意义》《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俗乐类分》等文章，解决了长期以来音乐界对礼乐制度在乐文化方面的制度困惑、时间困惑、实践困惑、价值困惑。其二，结合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特点，他发现，中国的宗教音乐（尤其是佛教用乐）与各历史阶段的乐籍制度和礼乐制度具有紧密联系。他撰写的《关于音声供养和音声法事》《“改梵为秦”中的“学者之宗”曹植》《北周灭佛“后遗症”一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永乐钦赐寺庙歌曲的划时代意义》等论文，既诠释了佛教用乐中国化的过程与关键历史节点前后的变化，也揭示了明代以来佛教仪式用乐中曲牌与传统音乐的关联，其研究理念受到音乐学界的关注，也获得了佛学界的认可。其三，由现存的音乐形态，到音乐的承载者一一乐人，再到国家的礼乐制度，他开始系统思考当下的民间用乐与历史的关系，进而探究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书写问题。他发表了《中国音乐民间传承变与不变的思考》《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一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等论文，可以看出，项阳的“回到历史现场”“接通的意义”等重要的研究理念，正是在此阶段的实践与思考上逐渐形成的。
2014年，“探索礼乐文明新体系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后全体与会者合影
2015年，与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徐天进先生合影
第三阶段始于2013年10月：项阳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所长后，开始以体系化认知观照中华礼乐文明，关注当下中国音乐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他结集出版《以乐观礼》《接通的意义一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等论文集，还发表了110余篇文章，涵盖多类议题：涉及礼乐文明整体观照的论文，如《何以创建礼乐文明新体系》《“礼乐文明”的困惑》《礼乐文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与标志性存在》《雅乐观念的成熟与元典认知》《祭祀一吉礼：国家礼乐核心为用的历史轨迹》《体系意识夯实与华夏乐学整体认知》《对华夏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思考》等；涉及具体礼乐制度阶段性深描的论文，如《礼乐制度滥觞阶段之孕育与成型分期探研》《周代国家礼乐教育相关问题辨析及启示》等；涉及学科体系建构的论文，如《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对中国礼乐认知的几个误区》《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土”与“西方”认识论》《音乐文化研究的音乐学人才培养之我见》《中国音乐学史论并举学术道路的开创及当下发展》；涉及中国音乐知识体系建构的论文，如《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自觉、自信与自省》《建立体系观念，整体认知中国传统音乐创制理论》等。可见，项阳的研究已经从当下传统音乐文化现象与问题，转向体系化理解中华礼乐文明、重构中国音乐文化史等纬度。
项阳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其硕士论文的写作便是基于“哪里都找不到弓弦乐器的源头”这一学术难题而来的。②此后他之所以能将一个学界所忽视的乐户问题，做成一个关联中国当下存在的民间音乐的核心议题，是与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密不可分。他多次强调：必须关注当下，关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音乐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关注音乐事象的发生和嬗变问题。项阳关于传统音乐和音乐类非物质遗产的保护研究，也是针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背景下，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下所遭遇的现代化碰撞问题来认知的。田野考察中，他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田野的重点与话题的焦点。采访民间乐师时，他的提问和师傅们的聊天，恰好能发掘出学界的盲点和话题的要点。项阳近期正关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保障体系问题，他认为，缘于音声主导的技艺形态有稍纵即逝的时空特性，传统音乐由礼俗到国家制度下的、纵贯全国的相关机构的专业乐人承载和引领，因此需重点关注礼制和礼俗两条脉分类实施的保障体系特点。
项阳的研究根植于对音乐艺术实践特性的认知。他重视音乐的实践，正是从演奏的实践考察，才有了“从弓弦乐器演奏方式的嬗变而形成的中国弓弦乐器特有体系”的研究结论；正是从音乐的时间特性切入，他才在千年争讼不休的“《乐经》为什么失传”议题之外，提出了第三种解读；还是由于关注到音乐的实践性问题，对朱载墳、李之藻、邱之桂等多声音乐的解读，对祭孔用乐的新释，令人赞叹不已。
项阳非常注重中国音乐研究的“国家在场”。他对礼乐、俗乐以及礼乐、雅乐、鼓吹乐等概念的辨析，敢于突破学界成说，为中华礼乐文明的內涵与现代的意义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区域音乐文化的思考，到国乐之“基因”意义的研讨，对国家用乐中原与边地的研究，再到“乐”之整体意义的讨论及其后世的“裂变”的探讨，无不显示出他学术研究中强烈的国家意识，以及立足中华礼乐文明传统的鲜明立场。
2019年，"礼俗之间：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暨音乐理论图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三、理念
从弓弦乐器史到乐户研究，从乐籍制度到礼乐文明研究，项阳的每一次的研究转向，都使学界瞩目。做弓弦乐器史研究时，他的观点让人眼前一亮；研究乐户时，成果也令人耳目一新；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知和佛教用乐的研究，更为年轻学子带来方法论层面上的冲击与启发。项阳体系化认知中国礼乐的核心，可凝炼为两个关键词一“接通”与“官乐民存”：前者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后者为前者的例证。
项阳提出的九个“接通”，包括：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③“接通”理念一经推出，随即受到学界的关注。郭树群教授指出：“学术研究中的‘接通’，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指向。”“音乐学学术研究领域将‘接通’理念纳入音乐学方法论研讨的首倡，具有重要的意义。”④陈荃有编审也认为，“接通”来自于实践的理论（指项阳在2009年中央音乐学院第二轮开设的“中国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这课程时所总结）总结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很明显这是项阳长期田野考察实践中思考的结果，这也是他长期坚持的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更是在中国音乐实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高度概括。
201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作为导师代表发言
“官乐民存”一词，则是项阳围绕乐籍制度解体历史节点，结合中国乐文化的历史与当下音乐实践现象提炼归纳出的用乐存在状态，它聚焦民间与官方功能性用乐与制度的衍变相关联的社会用乐现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现存的所谓民间用乐，如果从礼乐、俗乐两条脉的发展来看，由于制度的变迁，尤其自雍正废除乐籍制度以来，多地各级官府用乐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形成官方用乐形式转化为民间以礼俗用乐的实践来传承和保存的社会事实（有的甚至转化为寺庙用乐，如明代永乐皇帝钦赐寺庙歌曲便是此方面的例证）；其二，对官乐的认知。当历史上的官乐转化为民间用乐后，在新的条件和社会实践的要求下，也有再重新转化为“官乐”的可能：例如当前文化部门推进的音乐类非物质遗产保护及民间音乐的传承人保护措施工作，正是这类转化的体现。
“官乐民存”的理念，最早来自项阳《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一文，该文已关注到乐籍制度解体后，乡村社会留存的音乐传统呈现“为神奏乐”与“为人奏乐”功能性存在的“大传统”特性，“乡村中的音乐文化绝非松散无序、低俗，而是音乐文化与民间礼俗以一种相互依附或称共生的方式而存在，当以往作为礼乐文化而现今以仪式化的模式而传承的时候，这恰恰是历史上作为主流音乐文化当下以非主流的形式生存而已”。他在另一篇文章也提及：“历史上的乐籍制度在清代雍正年间寿终正寝了。制度解体，意味着以往在制度下承载着多种音乐形式、主流传统乐曲和相关仪式生存的乐籍中人不再有官家的饭碗，转而依靠民间礼俗而生存。有些曾经是乐籍中人者则转而在民间的婚丧嫁娶、仪式庆典中奏乐，发展和演变为民间吹鼓手，他们的存在方式即是当下的民间音乐班社。”③“官乐民存”这一概念首次公开提出是在2009年江西抚州“孟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当时项阳为研讨会题字“官乐民存”，指出：“历史上在某一特定时期孟戏中的腔调都是官腔官调，后乐人流入民间各地，得到更大繁荣”？。此后他在多篇文稿中提及这一现象，并在《乐籍创承下的国家用乐发展路径一雍正禁乐籍三百年祭》一文中正式确立该概念。“官乐民存”的提出，是“接通”研究理念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历史民族音乐学中国研究的一个实践范本。
2017年，拜见恩师袁静芳先生（右）和伊鸿书先生
项阳在诸多场合反复强调：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必须要把握传统社会的制度和功能，不能以当下的形态看历史，要有当时的时空观，通盘考量才能进行宏观的把握、微观的研究。
四、传承
项阳立足中华礼乐文明，承续音研所学统与道统，以开阔视野融合文献征引与田野考察，实现二者的有效“接通”，他秉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研究方法，深耕历史、关注当下。除了个人在学术道路上持续精进，自我加压，项阳也格外重视学术团队的培养。自2000年起，他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招收研究生，截至2025年已累计培养硕士46名、博士19名，以及访问学者、进修学生24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其中3人成长为博士生导师，5人获评教授；学生团队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6项，其中郭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任方冰、柏互玖各主持国家艺术学重点项目1项。柏互玖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1年，《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中）主持与彭林先生（左）“礼乐之间”对话
2020年，获得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华乐论坛杰出理论评论家奖
学术成果方面，团队出版13卷本、约500万字《礼俗之间：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丛书（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荣获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25年12月，11卷本、约300万字《国家用乐与礼俗用乐探源研究》丛书，入选人民音乐出版社“十五五”出版规划项目立项。
团队承继“走进历史现场”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熟练运用“接通”的研究理念，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由传统带进了现代，这正是项阳对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的重要贡献。有学者指出：“项阳对中国音乐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音乐史学观念的深入思考，或许值得期待地引发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观念变革。”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进程中，项阳及其学术团队的努力和贡献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值得学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