萋萋芊芊的玉米带

当我所乘的飞机从美国西海岸进入美国中部的时候，从机窗下瞰是沃沃无垠的平原，我兀自忖度：这广袤的平原种的是小麦还是大豆？

当飞机在锡达拉皮兹降落，出了机场，登上“国际写作计划”派来接机的车子，穿行在萋萋芊芊的农作物之间，我这个在山区和海边长大的“大孩子”不禁怔住了：只见一马平川，一畦接一畦，一片连一片，宛如绿色的海洋，一眼望不到边。

在车上，王晓蓝（聂华苓次女、现代舞蹈家）告诉我，爱荷华州是玉米仓，这里每年生产的玉米占全美国玉米产量五分之一。听说，有一些高产农场玉米亩产高达一千六百多公斤。

打从下飞机开始，我对这里的玉蜀黍就深怀好感，很想一尝美味，但街上的零食店和摊贩众多，就是独缺卖玉蜀黍的。原来这里的玉蜀黍不是给人吃的，而是用作牲口的饲料，成为奶牛、肉牛等家畜的腹中之物。这里的猪、牛肉便宜好吃，鲜牛奶更是价廉物美，价钱与汽水相去不远。

记得孩提时候，每届秋末冬初，街上摊贩叫卖玉蜀黍，香气四溢，引人馋涎欲滴。有一年，丁玲夫妇从美国经港返回内地，见到九龙城码头贩卖玉蜀黍的摊子，也不禁购买了一棒，两人分吃，在渡轮上吃得津津有味，那种嗜爱玉蜀黍的劲儿，仍让我历历在目。

置身玉米仓而吃不到玉蜀黍，说来也真似笑话。我是直到离开爱荷华的前一晚才尝到烤玉蜀黍。那一晚在聂华苓家举行会餐，陈白尘夫妇和台湾作家管管夫妇等都从住所带来做好的饭菜。我只带去一张嘴（这顿饭也有饯别的意味，因翌日我将飞芝加哥）。聂华苓自己则烤鸡。在烤鸡之前，她烤了一些玉蜀黍，说是给我们尝尝爱荷华的玉米。

结果烤玉蜀黍特别受欢迎，我一口气吃了三棒，十分香甜。不知谁说的，爱荷华的牲畜吃了玉米，长膘很快，我初以为有诈——取笑，后来听聂华苓解释，才知爱荷华的猪全部以玉米做饲料，养猪头数也占全国的五分之一，难怪美国猪特别肥硕。

总之，爱荷华烤玉蜀黍的香味一直留在齿缝中，令人回味。

遥远的地方有一条江

《遥远的地方有一条江》，这是聂华苓告诉我她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那一天早上，在她家露台上，我与她隔着一张长木桌对坐。我的正面是一片攒簇的绿林，在碧黛树海的远际，有一条闪亮的飘带蜿蜒微漾着，宛如一个绿衣少女，腰间绾着一条翡翠色的绸带，娉娉婷婷地奔来。那一条飘忽的裙带，在晨曦下闪耀着沁人的绿光，盈盈粼粼，不禁使我迷醉。

聂华苓告诉我，那是爱荷华河。

这一条河没有我们黄河的汹涌、长江的浩荡，她是一条在地图上拿放大镜也找不着的小江小河。只有在美国中西部这个小爱荷华，她才占有那么大的比重。她源自爱荷华州以北，流经爱荷华城，哺育着两岸大片的玉米和青青的树木。

也只有在爱荷华，你才发现她无处不在，息息流响。

她娴静地流淌着，坚忍地驮着风、雪、雷、电，从不哗众取宠，仿如流自千山万壑的幽涧，引起一个个来自市嚣倥偬的过客的惊喜、赞叹！她的名字镂刻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心上、笔下。

每年有多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朋友欢聚在这河畔。聂华苓说，每一位作家站到这个露台，俯瞰那一条似远还近的江流，都会雀跃欢呼，并且在这里留下一帧帧记录着美好时光的照片。不少人把这些淡雅的印记揣回自己国度，用不同的文字颂扬着这一条小小的江河。

记得那一个晚上，我们一干人参加爱荷华艺术节的酒会和野餐会，就在爱荷华河畔的草地席地而坐，喝着香槟，吃着甜点，在夹掺着草青、花香的夜风中，随意地倾吐各自的心声。

那一夜，我弃车不乘，沿着河畔，踩着软溜溜的草地漫步而归。从河面吹来的清风轻弄着我们的鬓发、衣袖，我在微醺中不禁放任了！

那已远去的小江河，如今已在迢遥万里之外。今夜，我伏在案上，呆望窗外灰黑的建筑物，不禁眷念起那遥远的地方的一条江！

老人与河

我下榻的爱荷华招待所就在爱荷华河的侧畔，它的地下是自助式的河畔餐厅。餐厅的一边是大幅的透明的玻璃窗，正对着绿树和那一条绿得油碧的爱荷华河。

我每次在这间餐厅吃饭，一定坐到靠窗的座位，一边用餐，一边观察窗外的一切：阔叶绿树闪耀着杂驳的光斑，早上健步如飞的晨运者，中午三三两两在草地打盹和晒太阳的男女，黄昏中匆匆驶过的脚踏车和那一条永远逸静如处子的爱荷华河。任他阳光刺目、大雨喧扰、狂风抚弄，她躺着如绝顶优雅的淑女，那汩汩的清流，如一潭秋波的顾盼，只有柔情，没有幽怨，没有邪佞。

我每次用餐都要喝一杯自来水。我不知道这水是不是来自爱荷华河，那是甜的。因为威廉·布莱克说：“水越鲜越甜。”用完餐，如果“国际写作计划”没有安排什么活动，我总爱沿着河畔漫步。

初秋，河是平静的，水是明亮的。沿河岸有时可以发现一簇玛瑙色或琥珀色的小枫树，撩起水中赧羞的红霞，不然就是喧闹的杂样花，兀自招摇地晃腰;只有伟岸的橡树、妩媚的杨柳，可以荡漾起河的心旌。沿河还有不少马尾松和一种结着猩红果实的小树，这种树遍布爱荷华，当地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树。后来在华盛顿，张明明（张恨水的女儿）告诉我，那是“木狗实”，夏秋均会开出美丽的花。

每到下午，在爱荷华招待所的对岸，总有一个老人在垂钓。我每次经过那里，总是与他闲聊几句：“嗨，钓到鱼了没有？”“没有。——不，我相信不久会有。”“你不换个地方吗？”“不，谢谢。”

我在爱荷华那些日子，始终没有见过这位老翁钓到鱼。但他没有沮丧，也没有抱怨，一直痴伴着寂静的爱荷华河，矢志不移。

我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我拥有一个水晶体

初到爱荷华，由于美国中部与中国香港的时差达十三个小时，晨昏颠倒，一时适应不来，每天凌晨四时便醒来。但拉开窗幔一看，窗外的天仍在恹恹迷蒙的梦乡。我盥洗完毕，便坐到书桌前看一阵子书。五时许，天已破晓。我便推门而出，绕过一园圃的紫花地丁、雏菊和不知名的一串串紫色小花，沿着爱荷华河畔跑步。

天空在浅灰色中已晨光熹微。我慢慢地跑着，在千里外的异国小城的晨空下，我不期然想起何达的《长跑者之歌》。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跑道，每个人都有一个起点，呱呱坠地形同一声起步的枪响，不管是龙还是兔，或徐或疾，你都得迈开步子，只是有些人跑跑停停，有些人没有歇止。我钦服长跑者的精神。

我踩着沾满晓露的濡湿的小径，穿过如宝塔般耸立的洋松、山毛榉，跨越那一道纯白色的足音桥。足音桥不知是谁取的名字，远看它如横跨爱荷华河的一道雪白的冰雕的桥，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踏足其上，晃荡着足音和水的流响。

我偏爱这一道玲珑的小桥，每天都要跑到它上面一两次。我喜欢一边跑，一边驻足拈掇挂满露珠的小树，或跨进柔翠如碧毯的草地，甚至跑到临水的河边，看水中鱼跃激起一道银鳞般的闪光和圆圆的涟漪的聚与散，河水微漾，如胸膛的起伏，我仿佛触到那微微的柔和的气息。

日光灿然，把这小城雕琢成一个剔透精致的水晶球，虽不堂皇，却纤巧秀媚。我像是从清澈的爱荷华河里捡起这个水晶球，不沾尘埃。我在幽明之间的空间跑着，除了偶尔碰到一两个青年男女迎面跑来，我仿佛独自拥有这一切。像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说的：“我赏心悦目，像一个帝王。谁也不能否认我的权利。”

城的昏晚

每到昏晚，爱荷华城是寂静的，除了飒飒的风声，以及招待所前河面上那一群整洁雪白的戏水鸭子偶尔发出的几声低沉的欢叫……连背书包的学生也躲得远远的——不是在家中，就是在大学楼地下室的保龄球场、电视室、酒吧间，小城陷入沉思的冷静中。那一天昏晚，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跑来找我。她是研究丁玲的，她想了解一些中国新文学作家的近况。我邀她在河边餐厅匆匆用过自助餐，便跑到河畔散步。

暮霭中，她说，她老远从台湾跑来这里念中文系。我感到惊讶！因为一般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不是读理科、计算机之类，便是读商科，偶尔也有念外国文学的，即使过去念中文系，来美国后也都转系，但来读中文系的，还是我到美国后第一遭听到。

她发觉我沉默，便没有吭声，只让沙沙的脚步声淹没一切。在沉默中，我逐渐浸润在喜悦之中。我开始打破沉默，对她说，我打从心里为她没有转系感到高兴。因为她超乎世俗，超乎功利。

在那遥远的国度，我蓦地遇到知音，一种他乡遇知己的惊喜，使我们很快解除拘束，侃侃而谈。

我们踏上足音桥，伫立桥上，远望紫色的晚霞渐渐地变成橘黄。当我们坐在河滨的长椅上时，她说，她过去很向往爱荷华城。她在台湾读到许多来自爱荷华的作家的诗和散文，在他们的笔下，爱荷华美得令人发昏。

她说，她也是景慕爱荷华而来。

我欣赏她的直率和纯真，她爱慕爱荷华如许深沉，却没有拿自己的理想去做交易，因为她下定决心，要在这个美丽的小城研究中国新文学作家。她正在寻找一部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在台湾尚未找到。

有一次，在聂华苓家里举行的中国留学生与中国作家座谈会上，她很专注地聆听陈白尘关于中国文学问题的发言。也是在那次座谈会上，我们结下了友谊。这是两天前的事。

踏上归途时，我们在桥上邂逅了另一位台湾留学生，她骑单车经过桥时发现了我们，便赶快下车，推着单车与我们同行。三人行，在低迷的暮色中。

这个小姑娘，我也是在那次座谈会中认识的。她正在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在清凉而掺着花粉香气的空气中，她说，她选了卞之琳的诗翻译成英文。我听罢，翌日便送她我从香港带去的一部卞之琳的《雕虫纪历》（增订本），她很高兴。但，我更高兴，因为在异国的小城，我竟遇到两个爱好中国新文学的留学生，而她们都是来自宝岛的阿里山。

当我回到台湾，把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寄给那位研究新文学的留学生时，蓦地萌生一个念头：那时如果海峡两岸的学人能够自由交流文化，她——一个虔诚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者，还会跑到万里外的小城吗？

三十多年前，两岸还未能公开进行文化交流。

十年后的爱荷华

重返阔别十年的爱荷华，原是一桩很触动人的事。从水复山重的太平洋繁嚣的大都会，历廿四小时的航程，万里迢遥地跑到美国中西部地广人稀的玉米产地及爱荷华河畔的大学城。

抵达离爱荷华城车程半个小时的锡达拉皮兹机场，已是当地时间晚上十时许。车窗外，雨下得淋漓，不是秋季，那如豆的雨，莫不是久别重逢的眼泪？

爱荷华用涟涟的泪雨迎接我这个远方来客，挟着丝丝的寒气。

我问司机，这是夏天吗？女司机说，这几天天气有点反常，往年此时还很苦热。

也许是欲喜还嗔？

我在车窗内瞪着双眼，努力想从漆黑的夜雨中窥探两旁无垠的玉米地。

我对第一次踏足爱荷华城的妻子说，道路两旁都是玉米地，她望着黑色的夜，想象着黄澄澄的景象。

两个已在爱城读书的女儿说，现在玉米早已收割了，玉米地空荡荡的。我还痴痴地想着超市里鲜玉米的脆嫩和饱满如奶妈双乳的玉米粒，还有保罗·安格尔在炭火上烤玉米的香气。我冲动地对女儿说：明天我们买玉米去！

我一时竟说不清楚我对爱荷华的眷恋，是因为爱荷华的人——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和友善的人们，还是爱荷华的地理、人文，还是爱荷华河和玉米。不管怎样，加上这一次，我已去过三趟，除了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活动，我还在爱大念了一年书。

当我返回香港，又万里迢迢地把两个女儿送到这个遥远的小城。

静美的足音桥

暌违十年的爱荷华，依然是娴雅的处子，很静美。

十年人事几番新，想想十年前后我们身处之香港的变化，那才叫沧海桑田！

十年后的爱荷华河水被溷浊的尘世所侵，虽然有点浑，还淌满绿——沿岸的雪松、三角槭、山毛榉、紫花地丁，倒映在爱荷华河的波心，在熠熠的夏阳下，恍如绿水晶滴溜溜的，十分诱人。有时我真分不清，这是一匹大绿的缎子，还是大自然巨匠织下的绿毯。

几场急骤的夏雨后，天放晴了，爱大的学生已控制不住那躁动的心，男的上身脱得精光，女的穿着性感的比基尼泳装，在蓝盈盈的苍穹下，有些甚至干脆裸着雪白的背部，趴在草地上，让赤阳的热唇狂乱地舔舐，让轻风任意地爱抚。我感受不到夏日的盛气凌人，以为是春光烂漫。

那一道横跨爱荷华河的纯白色的桥，一端是爱荷华大学学生大楼，另一端是艺术大楼。后来发现，是诗人杨牧给它起了一个这么隽美的名字——足音桥。

我曾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讴歌过她。十年后，我漫步桥上，依稀听见桥上的足音和桥下的流响。

“我苦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我曾告诉过杨牧。

这回我发觉，足音桥不光是名字好，还有声音、形象、意境，都属于纯诗的境界了。

十年前，我常常偷空跑到学生大楼的河畔餐厅，拣一个靠河边的座位，从通透的玻璃窗凝睇黛绿的河水，青青的草木簇拥着雪白的足音桥，它是绿色世界的骄子。

十年后，我特地跑到河畔餐厅，在那里看河，看树，看足音桥。

十年前年轻的我和十年后中年的我，经历了时光的流逝。足音桥依然率真与自信。

诗〓祭

今夏，爱荷华历经了几场暴雨洗劫，颜容有点憔悴。

在爱城的一周，雨下足五天，只有来爱城翌日和临行前一天是晴。爱荷华河水满涨。聂华苓有点担忧地说：“雨再下下去，爱河要泛滥了。”到了深夜，风雨声彻夜呜咽不绝。起个大清早，我对聂华苓说，我们想去拜祭保罗·安格尔。

这位被誉为美国诗坛新的声音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创始人（与聂华苓一起创办）、爱荷华大学“写作坊”发起人（且在他手上发展、壮大），在1991年3月的行旅中遽逝。

也是1991年2月，我跑到马尔代夫度假，返程途经斯里兰卡，曾特地给他选购了一个具有斯里兰卡民族特色的面具（他是面具收藏者）。甫一返港，即听闻他的噩耗。

这次，我随身带面具，放置在安寓的饭厅——他常在那里喝酒谈天，以及看后花园觅食的鸟儿、野鹿、浣熊和野兔的出没。我们携了一束鲜花，来到一个树林掩蔼的青草地，那里是清幽的墓地。聂华苓的车子在墓地蜿蜒穿梭了一会，才停在南边一块挨近树林的草地旁。一块乌亮的圆形大理石墓碑矗立在濡湿的青草地上，上面雕刻着反白字“ENGLE”，“ENGLE”下左边刻着“HAULING NIEH，1925-”，右面刻着“PAUL HAMILTON，1908-1991”，背面有两行英文诗：“I can’t move mountains，But I can make light.—Paul Engle.”意思是：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

华苓说，这两句诗是她从保罗·安格尔的诗集中撷取的。她说，墓地正对着自己的家园，右边是树林，有动物出没，就像安寓的后花园；前面有住家，有孩子，保罗是最喜欢孩子的。

我们在墓地默哀、鞠躬、献花，默祷着：“安息吧，Paul。”

与此同时，我想起一首诗：

脚步声在记忆里回响

向我们从来没走过的路踱去

朝一扇我们从未开启过的门

进入玫瑰园，我的言语就这样

在你心中回响着……

——J. S. Eliol

神秘的号手

在安寓的第一夜，辗转难眠。蒙眬中，我仿佛听到楼上保罗·安格尔的脚步声。

该是早上了，安格尔起床了，把咖啡豆研磨成粉，用特制的咖啡壶煮咖啡，然后读报，打字——也许是写信，也许是写诗，谁晓得！

在屋子的另一角落，倏地响起某种乐器的声音。那是惠特曼笔下《神秘的号手》：“听，有个狂热的号手，有个奇怪的音乐家，/今夜无影无踪地在空中飞翔，吹奏着变幻莫测的曲调。/我依稀辨出是欢乐的狂喜，或痛苦的怒号。”那曲调酷似保罗·安格尔的性格：极爱和极恨。

他的爱，是全然投入，是炽烈的火焰，如严冬北方炕下的炭火，把人间的寒气驱走；他的恨，如吐着巨舌的凶猛狮子，要把世间的豺狼啮咬掉。

翌晨起床，我对妻子说，昨夜我梦见保罗·安格尔。妻子说，在这间屋子里，她常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似乎保罗·安格尔近在咫尺。

我把梦境给聂华苓复述一遍。她告诉我，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她领我去看保罗的书房，打字机依然固守在那里，书桌上的打字稿、打字纸、笔，墙角的那一双有点裂口的旧拖鞋，都依着安格尔生前原样摆放着。其他如客厅、饭厅，甚至茶几上的摆设，也没有挪动。

茶几上放着的是他逝世前翻阅的书、报，其中包括1991年1月30日的THE NEW YORK REVIEW和他自己的中文译著《美国孩子》……

华苓说，所有这些——属于保罗·安格尔的旧物、旧陈设，都不会改变。

他与她同在。

山翠拂人来

聂华苓的家——一般人称“安寓”，韩国诗人许世旭兄称之为“四苑”，因为它的“阳台上常搬来一个地球/来自四海的浪人/嘻嘻哈哈地浪荡、浪荡”，意喻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此聚会。

安寓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下瞰爱荷华河，背面和左右两边均是树林。

我曾在那里住了一个暑假，所见与许世旭兄描绘的刚好相反，感觉是“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另一番况味了。

安寓有山，有水，举目满是绿树、莳花、蓝天，倾耳皆为鸟鸣、虫声，与“幽幽南山”不遑多让。

安寓高踞小山头，视野开阔，越过眼下一圈圈绿浪般的树林，远处爱荷华河如一条粼粼的腰带，似近还远。安寓下面是一条颇陡斜的蛇形小路，春夏之交，走在夹道绿树的浓荫下，蝉鸣、鸟啭、花香萦绕，我喜欢安步当车，享受这一清凉世界。

漫步于小山道，恍惚间如荡入“江南道中”，颇有吴嵩梁“一路野花开似雪，但闻香气不知名”之感。爱荷华的春色（包括夏景）只有五个月，其余超过半年的时间是枫红叶落的秋色和白雪皑皑的严冬。

初雪过后的小山路，如一条蜿蜒而下的小白龙，白茸茸的泼剌，山路结起冰，滑溜溜，湿漉漉，很难踏足，有道是坚冰胜石，我也曾在那里跌个四脚朝天，连连呼痛。

这次重临爱荷华，连绵大雨下的小山路，两旁草木被洗濯得更青翠欲滴，别是一番感觉：“山翠拂人来。”

她，撑起一角澄澈的文学天空

——聂华苓的传奇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

“北京时间下午3：30，我妈妈走了。”

2024年10月22日，收到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蓝发来的噩耗，她的母亲于北京时间10月21日下午三点半离开了人世。此时，身在韩国的我，心中不禁感到无比沉重。聂华苓的离世，无疑是文坛的一大损失，她的道德文章，高山仰止，永志世间。

回想起2024年6月21日，我的次女潘宇翔一家到爱荷华首府得梅因办事，我让她就近去爱荷华城探望聂阿姨。女儿开了两个小时车去看望她，她身体尚好，仍然记起不少爱荷华旧事，还问起我的近况，谁料四个月后却翩然仙逝。

宇翔向我回忆道：

我今天下午开车到爱城。到了五月花楼，记得是旁边一条小路开上山。找到那红色的屋。按门铃，一个黑人女子走下来。我对她说来探Mrs. Engle，但她对我说聂阿姨在午睡，叫我晚上再来。

我告知我开了两小时车到这里，没法等到晚上。她回去看说聂阿姨已醒。我把父亲和我的名字写在纸上，请她给聂阿姨。

就这样我进去了。聂阿姨不记得我了，但是她完全记得父亲，她说有些朋友永远记得。

我给她看上次五十周年父亲和她的合照，也把家中近况告诉她，她很开心地问：“你爸爸最近是否有新作品出版？”她接着回忆说：“他人很好，头脑也很好，代我问候他。”

坐了一个半小时，我便开车回得梅因首府了。

聂华苓是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即IWP，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The University of Iowa）的创办人。自1967年创办以来，近半个世纪，这个组织先后邀请了一千五百多位世界各地的作家，其中，中国作家占了十分之一，约一百五十人。

2012年11月，聂华苓获爱荷华大学颁授“国际影响力大奖”（International Impact Award），我从中国香港飞去美国祝贺她，其间对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聂华苓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她的获奖：“老实讲，我已经退休。我1988年就已经退休了，至今已退休二十四年了。我退了以后就自己写作，自己看书。我并没有想过会获得什么奖的，当然我也有获得过其他的奖项。在2008年，我得过奖，这也是个影响奖，是The Iowa Women’s Hall of Fame（爱荷华州妇女杰出奖）的贡献奖；还有一个爱荷华州的州奖。去年，我也获得了台湾的终身成就奖。2024年1月份，我又得到了‘全球华文文学特别星云奖’。”

聂华苓对华文文学贡献至巨至伟。

她把中国作家引入世界文坛。1979年，在她的努力下，海峡两岸作家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阻隔，在爱荷华再次会面。

聂华苓在采访中侃侃谈到这次经过──

Paul早起在家里看报，当年我们订了《纽约时报》，我醒来得比较晚，Paul说Tell you a wonderful news（告诉你一个了不起的消息），中美已开始建交。我说This is the best news I’ve never heard，let’s have Chinese writers（这是我从来未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让我们邀请中国作家到来）。就这样，开始请中国作家的。

Paul，即保罗·安格尔，美国著名诗人，也是爱荷华大学写作坊的主任。

在保罗的支持之下，聂华苓策划了一个“中国周末”，让大陆和台湾作家在美国中西部这个爱荷华小镇见面。

聂华苓回忆道：

“中国周末”是轰动的，连《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来采访。这个跟中美建交有关系的，不仅仅是人文文学艺术，在美国大学所有科目中，我们这是第一个有两岸三地的代表参与的活动，所以才轰动嘛！

聂华苓对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起了桥梁作用，如果没有这道桥梁，西方对华文文学的认识没有那么充分。所以痖弦说，这次是人类的“第三类接触”，别具意义。

聂华苓对华文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人能企及的，特别是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这方面，真的是功不可没，我觉得应该给她颁发一个“华文文学贡献大奖”。

谈到创办IWP，聂华苓说：“我1964年来到爱荷华，我在1966年向Paul提出，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作家写作的基础。当时Paul已经邀请了一些外国作家过来，他本来是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的Director，工作了二十二年。他可以一边写作，一边教学，一边主持作家工作坊。这是美国最高水平的作家工作坊，在美国很有名的。”

聂华苓进一步指出：“爱荷华写作坊是1942年，Paul从牛津回来以后接手并由他发展起来的。爱荷华大学是全美最早创办作家工作坊的，刚开始只有七个学生，由Paul发展起来，从1942年一直到1966年他离开不做（退休）。”

聂华苓说，保罗后来对外国作家感兴趣。聂华苓当年也是作为外国作家被邀请到爱荷华写作坊的。1964年，聂华苓与菲律宾、阿富汗、韩国的作家一起被邀请到爱荷华。

当时，聂华苓曾向保罗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干脆办一个外国作家写作计划？

聂华苓笑道，当时保罗的第一回应是：“It’s a crazy idea！”说这是一个疯狂计划。

聂华苓认为：“Paul很喜欢创新的，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计划。他说首先一定要有钱，他申请到拨款。终于，第一年（1967）来的是台湾的痖弦，他待了两年，之后就是郑愁予。香港的戴天也来了，待了一年就回去了。”

我曾询问华苓：“您为什么会想到邀请大陆作家来？”

聂华苓答道：“当然，大陆的作家很重要嘛。以前我们邀请过，但不成功。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我们就请到萧乾，因为他到过英国，他有经验，又会说英文，所以我们请他来。我们请来的都是好作家，有生活经验的，萧乾、艾青、王蒙、丁玲等。”

聂华苓曾与大陆作家丁玲结成知交，对于这段友情，外人不甚理解。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怎么会有共同语言？

聂华苓答道：“我们这里不是注重党，她的党性我了解，还有她的经历。我觉得她的为人很可爱，受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折磨，还这么忠于共产党。还有她跟Paul在本性（天真的本性）上基本相同，一个不懂中文，一个不懂英文，但是他们一碰面，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在一起，非常可爱。因为Paul很宽厚，已经有IWP，我们能够接受各种文化、各种思想、各种背景的人。不管您是什么宗教、什么国籍、什么党，只要作为一个人基本性情相投的话就很好。”

这也说明IWP是超越政治、超越地域的。IWP邀请了不少海峡两岸的作家，让他们有一个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有不少两岸作家成了好朋友。如柏杨、张香华夫妇1983年在爱荷华遇见来自上海的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一见如故。

茹志鹃于翌年精心安排柏杨夫妇在1949年后首次踏足大陆；陈映真与吴祖光、王安忆还成了好朋友；早年大陆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因不懂举炊，经常成为柏杨夫妇的座上客。

类似事件，不胜枚举。

我曾对聂华苓说：“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作家聚在一起，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1983年，我参加的那届写作计划，还有一对分别来自东、西德的男女作家谈恋爱。

当他们分别返国时，相拥哭得死去活来。当时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东、西德作家互不往来，可见爱情也是超越政治的。

其他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的作家，遇到来自西德或西方的作家时都很激动，在离别时黯然神伤。

我参加的那一届写作计划还有个印度作家，他本身是个贵族，在整个活动里很有优越感，不太主动与其他作家接触。

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通过文化交流，可以互相增进了解。

IWP很开放，也没有什么限制。

我曾问聂华苓，IWP的宗旨是什么。

她表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主旨，主要是因为Paul已经有作家工作坊的经验，所以刚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想做文学交流，请外国作家，请有成就的作家，像痖弦、戴天，不是要他们来当学生，这跟作家工作坊有区别，要请已经有成就的和出版过书的作家，他们来并不是学习，而是交流、创作。哪怕您不理任何人，专心去创作也可以。”

这真是国际作家的大家庭！

IWP之所以可以凝聚那么多作家，聂华苓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我跟IWP的作家相处，都是作家对作家，还有人对人，这就是相同经验，作为人的经验，作为一个特别地区的经验。”

聂华苓1988年退休后，IWP也有一段时期处于半停顿的状态。据聂华苓说：“有好几年没有华文作家了，后来Christopher Merrill当主持人，她是个诗人，也写报告文学，曾经得过非虚构文学奖。她之前几任的主持人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聂华苓在Christopher Merrill主持IWP期间重新出山，为IWP出谋划策。

IWP在聂华苓复出后，又焕发生机。

聂华苓告诉我，数年前有一位匿名人士捐款五十万美元，点名要由聂华苓去分配使用。这笔捐款后来用于成立Hualing & Engle Endowment（华苓与安格尔基金会）。

从2013年开始，聂华苓又可以邀请华人作家来参加IWP了，这无疑为IWP开启了新的一页。

关于邀请华文作家，聂华苓坚持由IWP主导，个别地区的华文作家协会主动推荐其所在地区的作家，也愿意负担作家的费用。以上建议，解决了费用、人选问题，都被聂华苓一一拒绝。她宁愿由IWP出钱邀请她心仪的作家到来，以保持IWP的独立性。

莫言就是一例。在莫言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聂华苓便看中他，非要邀请他参加IWP活动不可。

莫言自己写道：“华苓老师给我写信是邀请我去爱荷华参加她的国际写作计划。第一封信收到后，我托辞婉拒了。其实也不是我托辞，那些日子的确比较忙。另外最重要的是那几年睡眠不好，出国后时差一乱，好些天倒不过来。……过了一年，华苓老师的第二封信来了，这封信态度更坚决，说不把我邀去不甘休。我答应去，去美国那个因为诗人安格尔与聂华苓夫妇而成为许多国家的作家心向往之的小城——爱荷华——据说这美妙的译名是华苓老师的杰作。后来我听朋友说，因为第一次邀请我没去，原先给我准备的经费没了。第二次邀请我，是华苓老师出的钱。”

聂华苓后来补充道：“受邀的IWP作家，除莫言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外，还有一位土耳其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1986年来IWP的），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他2004年整个学期都在爱荷华IWP，有半年或一整年的时间。”

我曾询问过聂华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作家之中，她觉得哪位作家最有可能获奖。聂华苓答道：“我总觉得中国作家总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余华的《兄弟》、李锐的《厚土》都很好，他们都来过，还有毕飞宇、迟子建、苏童。”

回顾IWP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聂华苓不无感慨：“从一开始成立至今，IWP已经累计邀请了一千五百位作家，都是从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作家；而华文作家有一百四五十位，大概占了十分之一。”

赞助IWP的基金，只赞助与美国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或地区。过去，作为地区的台湾、香港等地的作家是不被赞助的，这两个地区的作家所有来回机票及在爱荷华的食宿一应费用，都是由保罗·安格尔、聂华苓夫妇筹募的。

对于其他不受赞助的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也是如此。这也可彰显IWP的独立性。

聂华苓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跟您说，也只有在爱荷华才能有这么一个IWP，因为这里原本已经有作家工作坊，而且Paul也在这里，他们有写作的传统，都有关系的。”

聂华苓进一步指出：“七十年代，我还在主持IWP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做翻译的英国人创办了翻译工作坊。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做翻译了，那时候已有很多外国的作家，我要为他们翻译出来，所以我就干脆办一个翻译工作坊，当初那位校长，他也批准了，他真是很支持我们的建议，还给予经费，等等。”

聂华苓向我讲述了她挽救IWP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其时，聂华苓正在北京访问，时任爱大副校长（后来当了校长）的David Scorton也正好在北京。聂华苓找到当过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让王蒙以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为副校长举办一个欢迎宴会。王蒙是1980年参加IWP的。聂华苓还让王蒙邀请其他参加过IWP的作家一道赴宴，以壮声势。

聂华苓回忆道：“当时是2001年，因为王蒙是作协的副主席，他答应了，是他主持的，他说的话有力量。结果曾经到过爱荷华的作家都去了，像张贤亮、冯骥才，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的。这个聚会很好。”

副校长在宴会上听到中国作家对IWP的称颂和嘉许，从而知道IWP的重要性。副校长返回爱荷华大学后，便重新找聂华苓当IWP委员会的委员。从此以后，聂华苓便有了发言权。

聂华苓说：“爱荷华大学在2001年就成立了一个竞选委员会，他也让我加入委员会，我当时已退休了，但是我身为委员就可以讲话了。他们都很尊重我的意见，因为当时IWP没有主持计划的人（Director已经走了，IWP差点要取消了），所以要聘人。我们是全国聘请的，是公开的，不是随便点人的，而且申请的人都是很有声望、有成就的人，而且一定是作家。经过层层淘汰，直到剩下最后三名，最后委员会就选了Christopher Merrill，她就是IWP新任的Director，我跟她一直相处得很好。”

过去，我一直以为聂华苓退休后还在当IWP的顾问。这次她告诉我，她一退休便没有兼任任何公职。从1988年到2001年，聂华苓未插手IWP的事，IWP也被边缘化，甚至有被解散之虞。IWP长达十二年不邀请中国作家，2011年开始，聂华苓进入IWP委员会后，又恢复邀请中国作家了。

聂华苓说：“2001年Christopher Merrill来了以后，我们请了苏童，后来余华、莫言（2004年）都来了。”

聂华苓对IWP新的组织班子很是满意：“IWP的工作人员都是作家。有Christopher Merrill（主任）、Hugh Ferrer（副主任）、Natasa Dunovicoval（主持翻译工作坊）。总共主持的只有三个委员。而我是IWP唯一的顾问，从大陆来的作家，全都是由我提名的，如苏童、莫言、余华、迟子建、毕飞宇，等等。”

许世旭说聂华苓的阳台上“常搬来一个地球”，欢聚了来自世界不同国籍的作家。聂华苓的寓所，堪称世界作家们的国际之家！

聂华苓穷尽毕生的精力，在美国中西部的小镇，独力撑起一片蔚蓝色的文学天空，成为作家心驰神往的文化理想国。

希望她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