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本本主义危害党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要求领导干部要读书，但也不能只为读书而读书，不能读太多的书，否则会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好读书，为何对领导干部说要读书，又不能读太多书呢？首先要理解他的言外之意，而不能“死于句下”。毛泽东深刻洞察到，现代知识、学问背后往往是西方中心主义，而领导干部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多，抽空读书时无暇批判性地思考、反思书本背后的各种前提、预设以及底层逻辑，所以书读多了若是食洋不化，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喜欢读《六祖坛经》，就是因为《六祖坛经》之精神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批判精神。毛泽东真正做到读书破万卷之“破”，就是读透、读破，具有批判的穿透力，从而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完全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深入浅出是回到现实本身来理解、把握“道”之平常，当然把握“平常”之前必须经历“不平常”的阶段，但又不能停留于此。就像佛经所说的，要去彼岸需要借助舟筏，但上岸后则要舍去舟筏。

是登岸舍舟，还是不舍离舟而放弃登岸？是破茧而出，还是作茧自缚？学术论文需要借助学术语言，但最终要超越学术语言。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辞，达而已矣”。“文质彬彬”到最后还是“辞，达而已矣”，也就是语言干净。《毛泽东选集》是现代文章尤其是现代经世文章做到“辞，达而已矣”的语言干净的典范。干净就是学而能化，博学于文，还要博而返约。约就是思之通透。学而能化的标准就是能有效地用之于世。

深入浅出是一种文风，但文风从来不是简单的文章形式的问题。唐宋古文运动改革文风，目的是文以载道，复兴儒学。在现代中国，毛泽东最懂文风的重要性，文风关乎政治作风。文风对为政者如此重要，那么对于治学者呢？传统是学仕一体，现代是学术与政治分离。在学、政分离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文风问题？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同样要从转变文风开始。文犹质也，质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学者深入了解中国现实社会有多条路径：一是广泛深入的调研；二是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互动；三是学者与官员的互动，而这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另一方面是官员到高校讲课。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以政治为中心，即在有力解释现实的基础上经世致用而改造现实世界。如果不理解中国政治及其具体运作，就难以真正从内部理解中国社会现实，学术就无真正的“学”之充实，也就无“术”。如何在保持学术、政治二者各自场域的自主性的同时，适度重建二者的互动交融关系，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要有新的想象、新的尝试、新的安排。《周易》之根本要义是“时位中”的动态思维。在中国文明大转型之际，尤其需要“时位中”“执两用中”的思维，学问方式、文风、学术心态都要完成转型，目前我们还处在转型过程中。在这转型过程中，一个阶段的完成只是意味着下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所以《周易》以未济卦为最后一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