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周道振先生辑校的《文徵明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二年，他在赠书给好友唐宝圻的题识中这样写道：“忆一九四七年任职明昌时，尝与林伯植、沈志良、胡耀坤、张伯仁、唐宝圻诸君，泛舟太湖，登鼋头渚，时皆少年，均喜翰墨，所嗜略同，遂有金兰之约。四十年来，林、沈、胡三君先后去世，余与张、唐两君虽天各一方，交谊益密。今此集出版，辄以之为宝圻弟赠。盖此集初稿，宝圻曾助之誊录。一九八八年戊辰正月无锡周道振并识时年七十又二。”

弹指一挥，整整四十年，其中人事兴废，不胜今昔之感。数年后，周道振又将其旧作《文徵明年谱》六易其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灯寒窗，历经沧桑，然终因阮囊羞涩而无力付梓。上海知一斋主赣榆方敬先生深感其旧，一再登门，力陈其义而欲主其事，并向其师友同好如陈从周等，筹措出版经费，并于次年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此十余年间，周道振先生“又陆续搜求得诗文若干，录成一集。但各有关出版机构以此类书籍，销数有限，无意排印”，因“不忍其散失湮没”，而“自筹资金，刊印五百本，分赠各图书馆、博物馆与至亲好友以及有志于此的学者”。事过五年，周道振先生即归道山，其部分遗著如《文徵明书画资料》《唐伯虎书画资料》《停云馆帖考》等，终未能在其有生之年出版，诚乃人生一大憾事耳。

而周道振先生对文徵明之研究，可谓是穷其一生，不遗余力。他并没有学院派广泛的学术背景，却凭其对文徵明的敬仰、兴趣、爱好、恒心和毅力，成就此名山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徵明集》之辑，与周道振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地在民间广泛搜求和严谨细致地甄别考辨不无关系。他只有一颗将个人之名利与得失置之度外的平常心。宗白华先生说：“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对艺术如此，对学术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