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的底层困惑
作者 毕思竺
发表于 2026年2月

2016年某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林图(Rintu Thomas)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张图片,图片上一名女记者在向村民免费分发报纸,送报纸的手与接报纸的手同样粗糙黢黑。这张图片宿命般地把导演林图和苏什米特(Sushmit Ghosh)夫妇引向一份完全由达利特(贱民)女性经营的报纸《新闻浪潮》(Khabar Lahariya),这群跋涉在印度北方邦农村地区的瘦小身影,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探索了由底层女性书写底层社会的无限可能,这里的“底层”特指印度的农村地区。

他们介入《新闻浪潮》的时间正是它由纸媒转向数字媒体的节点。当时,大部分在一线采访的女记者甚至没有接触过智能手机。这场“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戏剧究竟会走向何方?他们决定同她们一起上路,从内部见证和讲述它。于是,就有了这部历时四年拍摄、2022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以火书写》(Writing with Fire)。

在这四年中,他们的拍摄并不轻松,有时甚至不被允许,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可能引起道德风险的隐蔽拍摄方式。他们的装备就是一部智能手机,或只使用微型摄影机,不能使用令人生畏的录音杆,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场的录音都由林图用便携式录音机来完成。当他们不得不在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上抢占机位,或者为了到达地图上未标记的村庄而在烈日下步行几个小时的时候,便展现出了这些设备的轻便优势。

影片一开场就是对种姓制度和达利特的文字介绍,暗示这是一部拍给域外看的片子。印度女性的传统形象是坚守在家、等待丈夫归来的帕涅罗帕,只有男性才被赋予去远方的“文化许可”,成为漫游者奥德修斯。一群达利特女性在北方邦这样一个以针对达利特社区和妇女实施暴力犯罪而臭名昭著的地区从事新闻职业,这是对种姓和性别秩序的双重挑战和僭越。作为职业的女性漫游者(flaneuse),她们从逼仄的家庭空间走向教育、政治、就业等公共领域,导致了空间在物理和象征层面上有利于女性的性别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同时也对应着印度在地缘政治上走出南亚次大陆的现代历史进程。夏姆卡莉(Shyamkali Devi)入职《新闻浪潮》以前,“连村子都没有走出过”,对外面世界“充满恐惧”,但现在作为新闻记者的经历和身份让她能够用平视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首席记者梅拉(Meera Devi)在十四岁结婚后,又接着上学读书,并在高三时生下了大女儿。“婆婆在我上课时帮忙照顾她。学校离我家很近,每次孩子一哭闹,婆婆就会喊‘快回来,孩子要吃奶啦!’惹得班上的同学都笑我。”她的政治学和教育学双学位甚至是在做了记者之后才取得的。苏娜塔(Suneeta Prajapati)的苦难叙事发生在她采访间隙俯瞰矿坑的时候,矿坑里的人和卡车分别像蚂蚁和甲壳虫一样在它的巨大纹理间爬行或蠕动。“我十岁时就在矿上干活了……你看到那个穿红蓝格子衣服的小女孩了吗?她在往篮子里捡石头,那就是曾经的我”,但现在“我变得强大起来,做记者让我成为为正义而战的斗士”。

本文刊登于《书屋》202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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